北京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哪家最好 http://m.39.net/pf/a_4508636.html接下来我们讨论《道德经·第二章》中改“弗”为“不”等有意改动行为,对《道德经》全文注释产生的巨大影响。
通行诸本,如王弼本《老子注》将此“道德经·第二章·下半段”记作:“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均记作:“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持也,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很明显,后世诸本在王弼本《老子注》的影响下均对《道德经》的原文都进行过改动。但为什么要如此改动?梨花认为是自作聪明,圣贤经典本已具足,但后人故作聪明,画蛇添足。为全己说,强解甚至乱改原著。比如在本章中添加了原本并不存在的“生而不有”,迎合自己的解经观点。
但此章中最为糟糕的改动行为,当属将“弗”字强解为“不”字,如此解法看似无错,实则大错特错。甚至要比第一章中改“恒”为“常”的做法,更加令人痛心疾首。天才少年王弼便是在“万物作焉而不辞”的误导下,将此段理解为“为始者,务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务还反无为”。认为文中原本并不存在的“不辞”,指不修饰,不干涉。因此王弼认为“万物作焉而不辞”指,对万物的兴起与发展不施以人为的修饰与干涉。
如果王弼本《老子注》多经不起后人的推敲,王弼如此注释并无不妥,至多算是注释《道德经》众多版本中的一员。坏就坏在王弼天才绝伦,对《道德经》的许多注释都入情入理,精彩绝伦,并且相得益彰形成了前后呼应的经解体系。于是乎,万美之中不容瑕疵,偏见的世人多认为王弼之说皆对,无错。但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中,此段记作“万物作而弗始也”。
无独有偶,年荆州郭店村出土的《楚简老子甲本》中,此段也同样记作“万物作而弗始也”。
据考证,《帛书老子·甲本》成书于战国末年的某一时期,而《帛书老子·乙本》则成书于刘邦称帝(公元前年),至汉文帝刘恒登基(公元前年)的短短二十二年间。如此推定的依据是,乙本中只避讳了刘邦的名讳,改“邦”为“国”,却为避讳汉文帝刘恒的名讳,未改“恒”为“常”。而《帛书老子·甲本》中“邦”字与“恒”字均未改动。说明,《帛书老子·甲本》为西汉王朝建立前的战国古本,而《帛书老子·乙本》则是长沙王丞相利苍出于避讳的考虑,重抄于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间的产物。
并且,《帛书老子·乙本》的用字,明显要比《帛书老子·甲本》规范。
而年出土的《楚简老子·甲乙丙》三本,成书年代应当还略早于《帛书老子·甲本》,但因《楚简老子》残缺不全,仅余一千余字,故选择《帛书老子·甲乙本》作为注释版本。
长话短说,梨花认为“万物作而弗始也”应解为对万物的初始,既起因施以矫枉。故《道德经·第三章》围绕此论点展开,提出了“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的矫枉主张。
老子认为,因为尚贤,世人才争名;因为贵货,世人才偷盗;因为多见多闻,世人才多欲多贪。因此老子提出矫枉问题的起因,提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的治世主张。既,解决百姓的安饱,坚韧百姓的意志,强健百姓的体魄。以均衡作为宗旨调和百姓的认知与欲望,使自作聪明的巧智不敢出现;总而言之一切以矫枉作为宗旨,则没有什么是不能治理好的。
如此注释的根据是“弗”字的春秋古意为“矫枉”,而“弗居”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行为理念,如《道德经·第十三章》所言:“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也,得之所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老子说,宠辱若惊的可贵之处在于,将受人宠爱与受人侮辱的处境,均当做自身的隐患对待。为了更加说明此理,老子还举例说明,受人宠爱时需放低姿态,并需警惕对待得、失。
庄子在“大宗师”中同样指出:“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古时的真人错过了时机后会矫枉悔恨的心态;把握住时机后,同样会矫枉洋洋自得的心态。
何谓“大宗师”?
“大”指博大,寓意万有万物。
“宗”指宗旨,“师”指老师。
“大宗师”既万物的宗旨与老师。
庄子以天地为宗,以上古真人为师,写下“大宗师”。开篇强调:“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
庄子认为,知晓天地的作为,知晓真人的作为,才是认知的极限。而天地的作为,空间与时间如何运转的问题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进行过阐述,并得出统一与对立并存的条件是均衡的结论。因此《庄子·外篇·天地》再次阐明此理:“天地虽大,其化均;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庄子说,空间与时间虽然广袤,但天地的换化均衡、对等;世间万物的种类虽然繁多,但万物的治理方式也全都相同。抛开有待证实的微观粒子层面问题,既微观粒子的运转方式是否同样遵循平衡规则。单说社会问题,围绕均衡运转的社会规则同样比比皆是。比如贸易逆差问题,如果贸易双方不遵循有来有往的互利原则,那么贸易的过程注定永无宁日。
还比如互帮互助的家庭关系,如果一方的付出总是远远多过另外一方,那么这个家庭的运转注定无法和谐,平稳运行。
还有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付出与收获是否等价的问题,如果某些人不用付出或付出极少便能获得巨大收获,那么维持社会平稳运转的基本规则,付出与收获的等价原则,必然面临极大挑战。
因此,古者提倡的“弗居”,是一种以平衡作为宗旨的处世行为。古者放弃名利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自身处于不均衡,不自然的危机当中。如刘邦出陈仓,与项羽争夺天下,将汉中托付给萧何。但生性多疑的刘邦并不放心萧何,于是派人暗中监视萧何。察觉到异样的萧何为了避免杀身之祸,也是为了洗清自立的嫌疑,不得不收受贿赂,表现出只贪图钱财无心天下的庸俗姿态。刘邦得知后,果然安下心来与项羽争夺起天下。
同样的办法王翦与兰陵王也都使用过。
王翦率领六十万秦军灭楚,还未进入楚国境内便数次停军不前,向秦始皇讨要赏赐。手下将领为此大骂王翦贪财,王翦却说秦国的一多半军队都在我的手中,如果我不如此做,或许这场仗没打完我就会身首异处。我王翦死不足惜,怕的是未尽王命,不能结束战国乱世。
王翦,萧何为了完成自己为人臣子的责任义务,更为了还天下以太平,不惜贪财自污,想尽一切办法让君主安心完成事业,同时避免了烂杀臣子的恶名。这才是先秦文化中“虚心意白,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仪,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善归于君,不敢独伐其劳”的治世良臣,真正通晓道学,进善通道的道学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