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良序·走进佛教·人性所需
天佑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在本期人类文明之初，我们的先祖——智人受知识水平、生产能力低下之局限，孑然于荒野间。在山洞中寄身，靠简单狩猎和采集果木维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与万物同存。每每遇到天灾，尤其雷电所导致的森林大火，迫于恐惧只能仓惶逃避。待灾难过去，走出掩体，嗅到森林中动物被烧烤后发出的特殊香味，难免饥不择食。（口感超过生肉。）久而久之，人类开始熟食。这一“饮食革命”不但丰富了食品的种类，更是有利于食物消化与营养吸收；不但增强了体魄，还促进了大脑发育——思维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尤瓦尔?赫拉利将这一“跃步”称作“认知革命”（《人类简史》）。
人类走出懵懂，逐渐有了灵性；这与生产能力提高直接相关。在原始社会阶段，先民们唯为生存打拼；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又要依循自然规律，逐渐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同时，自我意识萌生，独立于天地间，难免惴惴不安。（智人已经有了为死者掘墓掩埋的“类宗教”行为。）为了安抚脆弱的心灵，给予彷徨无依的族人以信心与希望，几乎每一种文明都创造了“神话”。许多神话都是构成“形上学”的素材；经代代转述（传说），发展成“信仰”，也使“哲学”萌芽。（早期宗教的载体是神话，因为离现实太远，只能在后续传播过程中不断用“形上学”来跨建“桥梁”。随之导致神学、哲学、政治伦理学等领域的不同走向。）
由于动机共鸣（此时的唯一主题是生存），使原本相对独立的群体间有了向心力；抱团优势逐渐凸现，聚落初具其形。彼此合作需要沟通，互相交流需要语言，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起点。人与人之间有了合作，甚至分工；以此增进生产力，使人类部落有了异于动物群居的独特优势。然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听谁的？这是务须解决的问题。动物的办法是打架；作为万物之一，人类自然不能避免。但聪明的人类有了新想法：流血冲突的社会成本太高，强争恶斗会折损有生力量，不利于部落内的生产与部落间的竞争。而且，面对大自然母亲的洪荒之力，部落内外往往需要深度合作；于是，只能从力量结盟逐渐过渡到理念凝聚。
当时的理念比较简单，尚未有专门的“形上学”；生活经验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通过耆老的指导，不断战胜灾害，使部落规模逐渐壮大。掌握了自然规律的“长者”走到部落中心，他们的话语变作“权柄”；文明替代武力，成为核心价值。继而有人试想：人与“天力”（未知力量）似乎可以“博弈”（大自然有一定的规律性）；再考虑“成本”问题：是否能够与“神”沟通？（与其抗争，不如“贿赂”。）总有一些富于感性的人似乎特有灵感；于是，专任的“神职”出现。这些人对自然现象膜拜，如果有所心得便能垄断话语权，成为团队的领头人。（既有生活经验之实际效用，又有“神秘力量”的特殊“授权”，俨然成为一大权威。）
同时，为了增进信任感，不断开发仪式、规范行为。随着岁月的积累，祭祀理念趋于丰富、祭祀程序臻于规范；再加上一些古早的神话传说，“崇祭”现象出现。有了信仰对象，有了角色权威，还有仪法轨则，是为最初的信仰与宗教的萌芽。这是早期人类所能找到最基本的生存（投机）法则：讨好“神明”；并且相信冥冥之中会有一股神秘力量使人趋吉避凶。神灵主导一切，顺从与祭祀成为必要之重；古代几大原生文明的信仰模式大多如此。（唯有我国在“关键时期”实现“弯道超车”。“商人尚鬼重祀，周人敬天法祖”；经过周公梳理的“天命观”——“奉天承运”式的“家族君权天授观”，影响到华夏民族后世文明的走向。）
早初的信仰是朴素的，大概属于自然神（力量）与部落神（知识）的崇拜。有经验的长者传授“技巧”，似能找到规律，减少损失而能避免天灾；这样的部落会产生祖先崇拜之心理（“大禹治水”）。相反，若前辈经验不足，或者灾难过于强大，使得部落损失颇巨，便会将畏惧心理放大，从而发展出“自然神信仰”（“诺亚方舟”）。自然神以力量为胜，可惜无法沟通；祖先灵以经验为胜，却又无法主宰。两大信仰类型与模式全都存留下来，成为人类诸多文明的共同基因。每个族群都有各自的抉择，遂致产生不同社会形态。人类社会因之持续凝聚，成为世间特殊的“万物之灵”的存在。（人类脱颖而出得益于能够独立思考的“觉性”！）
人类不断进化，思辨能力提高。随着社会发展，为因应秩序、伦理、道德之需要，律法神、祖灵神、人造神等被先后炮制出来。最终，为了解决累积出现的逻辑问题，统一的“最高神”出现了——那是政治与哲学的需要。（这一被称为“位格神”的存在谁都没有见过——“形上神”基本与现实生活无关；然而“第一因”始终是哲学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宗教不成系统的时代，人类若是共同信仰一个“未知的存在”——“统一的最高神”，便似可以直接进入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世代（“巴别塔”）。可惜，固有文化与生活习惯之不同导致彼此对“神”所描绘的“人格形象”差异极大。想来也很正常：“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与生活条件密切相关。游牧、渔猎、农耕、商贸等部落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形态本就各异；再加上侧重演绎，自然会有不同诠释。譬如生活在海边以捕鱼为生的民族便会孕育对“海神”的信仰习俗，而生活在高原与山地的部落就会产生对于“山神”的崇拜与传说，至于农耕文明则会对“土地”生起敬畏之心。由于物质基础差异巨大，导致各民族文化约定俗成的善恶是非标准不尽相同。诸多信仰元素、诸多宗教形态、诸多民族文化全都留存下来，影响到后世文明（人类社会）的走向。因而可以说：凡有意识的创造都有其为某种目的服务的动机——这才更符合古代原始信仰的真实状况。（色洛芬尼：“人创造了神。”）
由此造就出千差万别的民俗传统与信仰形态。其中，提供小恩小惠，并冀望于“谈判”，追求心理与物质投机的是“巫觋”行为。能够带来欣慰与力量，并追求内在提升，希望在精神领域达到宁静和愉悦的是“信仰”。而“宗教”则是一种教说——为抽象的信仰心理活动提供具体的规范意见和实践指导。（在诸多宗教之中，承认“神格”存在，并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是“神教”。神教认为“宗教天启”，突然会有一位拥有“超人格属性”的导师——翻译与媒介出现；得到神启，形成圣典，在世间流传。世人依据神旨照本操作，听话者得益。至于宗教成就是“与神同样”，还是“与神同在”？那就是神学与哲学所热衷讨论的问题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标准。本质而言，由于宗教反映了人类的意欲，所以只要抓住人性也就执住了“牛耳”。所有哲学、信仰、宗教、文化等人类文明之创造，全都本于趋乐避苦之人性所需（本能）；这也是原始宗教产生与存在的意义：一切为了人类更好地生活，一切为了生活更加得美好。如果违背这一宗旨，便会成为“乱源”。本末倒置、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一味恪守旧有的教条化的“真理”，达到扭曲人性的程度，那就必将导致隐患（譬如“类道德理想主义崇拜”）。所以，人，才是一切的根本！只要能够服务于人，便是人类之福；不能服务于人，便会被时代所淘汰。然而，这里所谓“更好地生活”，“更好”的标准是什么？
苦与乐是非常主观的相对概念：不苦即乐，不乐即苦；所以并无绝对。《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事关个人感受，全凭主观裁断。《大乘广五蕴论》说：“乐受者，谓此灭时有和合欲；苦受者，谓此生时有乖离欲。”笑纳与拒绝，几乎全都出自于本能，便很容易将两者对立起来（譬如笛卡尔的“二元对立”）。基于这种理念，世界上的许多宗教都有关于“吃苦赎罪”的教说；比如基督教苦修派（“加尔都西会”）与耆那沙门等（“游戏规则”与“运作说明”各不相同）。为了将来更大的幸福，企图用今生的极端痛苦来偿换。
试问：是等价交换吗？还是以小博大？这个方便的“捷径”真实存在吗？是谁制定或者创造的？有太多太多的含糊空间被所谓的“神旨”粉饰了。在“多数人压力”的作用下，一代又一代人集体无意识地“前赴后继”，最终“晋级”为该族的“约定俗成”——“礼法”。这一“规矩”在一定范围内是具有“强制性”的，便会引起不认同者的反对。所有矛盾全都源于一个起点：是“人法道”还是“道法人”？即人是第一性的，还是高于人的价值的存在才是第一性的？说简单一点：人要不要听从本心？是否要违背欲望？还是在天性之外别有一个终极价值（连生命都可以牺牲）？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世界上所有“规则”的制定逻辑。
由此对宗教本身反思。宗教行为可升可降：或成为信仰，或成为巫觋行为乃至民俗。宗教本身无所谓善恶（宗教只为信仰行为提供规范和指导）。如果怀有私心，对功名利乐、福禄寿喜有所期望和祷求，即是巫觋行为（这是人性使然，与优劣无关）。继而提供心灵指导，帮助内心平静愉悦，这就成为一种单纯纯粹之信仰（内化之宗教，较接近心理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即是超道德范畴——因其超越了善恶、得失、有无；即并不强调神的存在，甚至一切存在都可以被检视和怀疑——那就几近于哲学了。当这些“宗教习俗”经过代代传承，变成一种“文化”，就会以一种类似“民俗”的存在，成为“民族性格”（“敬天法祖”）。
就道德层面而言，良性宗教有抬升生命的辅助作用；哪怕世俗崇拜之形态，在社会中都有提振民风（道德补充）的效用。然而，社会良序与道德规范要完全仰赖宗教却并不可靠。人们普遍认为宗教是劝善的，但善的标准无法统一。虽然宗教中的戒律很像法律，但不能替代法律。人类欲望若膨胀到邪恶的地步，便有可怕的蒙蔽作用，使得宗教与信仰恶质化。宗教（尤其神教）的道德观往往与常人的认知差距很远。因为（据其教义宣称）有形或无形的存在——神，超越一切、掌控一切；于是人存在的意义就是毫无保留地奉献。（一般宗教的特质无疑是强调“终极价值”的；而且一旦成为“集体无意识”的“习惯”便容易忽略人性。）
而且，宗教内部的价值标准代表不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必要用法律（现代法制）来设置底线：比如不能用伤害他人、侵犯公众权利之手段来牟取一己幸福等要求。世间伦理、一般道德、公平正义、游戏规则，唯有取得广泛共识才能发挥良善作用。否则人人依据信仰别出解释，我行我素，那会造成混乱。逾越了法律的际线，便由法律制裁；逾越了道德的底线，则只能冀望于心生惭愧。至于宗教戒规，只能在宗教内部行使权力，不能对教外人士置喙；尤其没有“强制约束力”，保障并不坚实（不考虑“宗教法律”）。唯有通过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制定的准则与底线（法律），才是保障所有人权利与义务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还有，宗教价值观是不稳定的，会轻易（由极少数人）随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那么，好与坏的定义由谁来给定？面对人为的“造神”与垄断的“权柄”，每个宣称已经掌握了真理的人无不信誓旦旦；可谁才是对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然而，“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道岂能由人任意诠释？（柳宗元《天对》：“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至于“口衔天宪”，那更是一种“循环论证”。于是就会陷入“人们往往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与“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泥涝，再难理性沟通。所以，宗教只能作为道德的补充，无法直接成为社会良序的砥柱。
第二个问题：立足当下，对于旧有的教说，是直接继承还是抽象继承？佛般涅槃，僧团为了传承教法，决议召开集诵大会。议程伊始即遇到难题。佛教教育原是开放的、灵活的、随机的：依据“缘起”原理、“无我”实相、“中道”原则、“四谛”纲领与组织，善巧撷取前人经验，而成“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六度”等；目的只有一个：破除“无明”桎梏，令教学效果极大化。佛陀灭后，再无大师（权威），便只能“固化”教法。从有教无类的“差别性教育”逐渐演变为一成不变、千篇一律、相对固定之“照本宣科”。对于原本极具针对性的教说，是该巨细靡遗地保留下来，还是仅仅总结其精神，概括其大要？没有完美方案。
其次，在原始佛教时期，佛陀遗法大多保存在集体记忆之中——尚未形成文字经典。所有资讯在代代传诵中传承。局限于载体的落后，非常容易错漏；阿难就遇到过这个难题。（《毗奈耶杂事》卷四十载：“有一苾刍于竹林园中说偈：‘若人寿百岁，不见水白鹤；不如一日生，得见水白鹤。’阿难闻之，乃告彼苾刍佛世尊之说：‘若人寿百岁，不了于生灭；不如一日生，得了于生灭。’彼苾刍告知其师。其师谓：‘阿难忘失记忆，不可依信’。”）阿难作为佛的常侍，又是经藏的持法者，在“去佛不远”的时代，其“权威”都会遭受到挑战，对于后世教法的“纯正性”自然无法过分期待。（三藏经典还是可靠的，只是不能有“神圣化”倾向。）
后来，即便有了文字，但理解不尽相合；各说各话且都是“嫡传”，如何确知“正义”？譬如佛后的部派佛教阶段，就是因为独立僧团各自传道，所致“三观”不合，以致持续分化。毕竟从经验到文字，本身有个人的语言习惯问题。再加上“阅读者”的思想底蕴不同，难免产生歧见。这个问题孔子的后人也遇到过。
不同团队各自集结资料，录出三藏并且不断传播；而今“去圣时遥”，如何面对数千年来流传至今的各种意见？是模糊地通盘接受，还是另起炉灶全然忽视？看来都不允当。即便是那些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教说（包括佛语与弟子传承的教法），由于时空环境有了变化，许多所谓“真理”都已趋于“教条”；对于这些教法能否适当调整？遇到新的问题是否有扬弃空间？怕亦是众口难调的无解之题。（“足适履”还是“履适足”？这是取决于性格选择的两大阵营。有很多人笑话那个在故事里“削足适履”的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人的人生目标是自己“天生”的呢？作为“民族传统”，往往令一代又一代人义无反顾地尊奉。）
理性的选择，是把历史记录当作一种精神丰碑以抽象继承：取其精髓，又能根据现实，合理变通；否则就会囿于枝节，谬失本怀。（还是要解决“授权”、“资质”、“尺度”等问题：谁有权利这样做？谁做的才可信？变通的“尺度”如何掌握？）然而宗教情绪往往趋于感性，甚至选择权都到不了当事人手里。（经藏法主阿难关于“小小戒可舍”的提议，被囿于佛灭严峻态势所致凝重氛围的大众给否定了。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群体信仰所采取的宗教形式》中所说的：“在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失败的从来就不是感情。”）于是这一难题在第一次经集会议中并未彻底解决，以至于造成后来的分裂。代价如此之大，但是无可奈何。
再到部派时期，又要重新面对这一难题。在佛灭后的数百年间，僧团不断分裂，形成固定之派别。期初还有“交集”。后来，僧团到达不同化区，即受到听众差异、方言不同等的影响；再加上后期的教法固定与经本出现，部派之间再难对话。不过大家所面对的问题是雷同的：所谓“守则身死，变则神亡”；面对传道困境，是该变质以迎合市场，还是守旧以等待时机？不同地区的僧团纷纷做出抉择，致使分裂之态势再也无法逆转。（此外，本于传教需要发展出来的“经释”，令佛教的本质——实践经验教法无法成为教义核心。许多部派在面对升级版的婆罗门教——印度教，与同源的沙门外道时，不免捉襟见肘，显得力不从心。）
直到大乘佛法出世，纠正了部派佛教的些许“非正常”倾向（说有说无，偏离佛法“缘起”、“无我”、“中道”本怀），才将许多问题巧妙化解开来。大乘行派将自身修行与利他济世、教法继承与发展需要、根本原则与顺应时代的矛盾选项在理论上巧妙兼顾。由于其强大的包容性，不断顺应了时节与民众之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性使得佛教中的这一流派成功夺嫡，终成历史选择。所以，每个世代的文化传承者必要对前人累积的经验完整继承；同时还要能够与时俱进，依据客观现实之状况，创造性地引导“本本”与“教条”相适应于当下社会之需要。否则，不顾当下，捧着过去的金科玉律自行其是，那会对社会与他人造成困扰。
再来，还有宗教情绪的问题。信仰应该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西方的德尔图良有一句名言：“唯其荒谬，我才信仰。”因为神教的信仰对象具有形上之位格——超出人类理解能力范畴，所以才会诉诸于感性的宗教信仰形态。而“东方信仰”则强调交流与交融：只有真切体验才能让“信”趋于踏实。佛教即拥有这项特质，故要求先对“实相”掌握，才能“真实皈依”——使信仰完全建立在事实基础与实践证验之上。如同佛在鹿野苑度五比丘。佛陀先对他们说法，当其道得领悟，才接受他们出家。（具可参考《转梵轮经》、《无我相经》、《四分律?受戒揵度》等。）这种“信仰”不容丝毫非实证因素，因而在一切宗教中显得极为另类。
佛教强调正信与皈依（理性信仰），故不许对“未知信仰对象”盲拜。（同样，佛陀不许弟子们用神通来吸引信众。因为基础于非理性的“吸引”会导致“忽视正法”的倾向。）然而这种教说过于小众，只能适应内众弟子，不利于在大众中传播。（一般群众对于信仰的需求是以心理寄托为导向的。因为人类天性就需要有形的“金牛”。不可否认的是：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故应予以必要的尊重。这也就是佛教在印度始终未能成为主流的原因。）这种“理性信仰”的特征还表现在佛陀的传教风格上。佛陀尊重每一个人的自主选择权，是“宽容宗教”的典范。（所以才会有“自作皈依”的教言。）这种开放的精神与态度是值得重视的。
有一次，佛陀曾对耆那教主尼犍陀若提子（摩诃毗罗）的在家弟子优婆离说法。优婆离请求做佛弟子。佛叫他不要急于决定，必要慎重考虑。佛说：“像你这样有名望的人，谨慎考虑是确当的。”优婆离再三表示依皈的意愿后，得到佛陀应许；并要求他能一如既往地继续敬重和供养之前的宗教导师们。（《南传大藏经?中部?优波离经》：“居士！汝宜作熟虑，如汝等知名之士熟虑为幸甚也。……居士!长时，汝家成为供离系派徒所望之泉源也，然彼等来乞食时，宜记得与施食。”《中阿含经?优婆离经》：“居士！汝默然行，勿得宣言，如是胜人默然为善。……居士！彼尼揵等，汝家长夜所共尊敬，若其来者，汝当随力供养于彼。”）
佛教中有著名的“四大教法”（可参考后章《佛教根本·遗教总结》）与《卡拉玛经》之精神，充分体现了佛教“重法轻人”、“依法不依人”的原则。《增支部?卡拉玛经》：“卡拉玛人！汝等勿信风说（传统）；勿信传说；勿信臆说（谣言）；勿信于藏经之教相合之说（文字记载）；勿信基于寻思者（逻辑推理）；勿信基于理趣者（理论学说）；勿信熟虑于因相者（符合常识之判断）；虽说是与审虑忍许之见相合亦勿予信（与预设立场与成见相合）；说者虽堪能亦勿予信（包装与宣传）；虽说此沙门是我之师亦勿予信之（权威）。”（值得注意的是：有部所传的汉译《中阿含》中也有《伽蓝经》；不过，却没有上述十条教法。读者可以自取。）
每个人思想不一样、习惯不一样、需要不一样；即便是家庭中的眷属，大家相处一起，也没有办法使思想、习惯完全一致。最好的相处之道是互相尊敬、彼此包容；不能妨碍于他，也不能强求于他——这是“行善”的基本前提。（要允许他人拒绝善意。）所以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尤其是宗教情感），绑架他人的自由；既然自己不想被人剥夺选择权，那就应该同样避免这种侵权行为。唯有充分尊重他人的自由，才能最终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法国国民公会宣言》：“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个公民的自由为界限的。”）自他实现才是最重要的。用佛教的话来说：可以自赞与推荐；但取舍与否不作强制。
传统的说法：要“推己及人”；我觉得不够好：有点以“个人知见”为中心了。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还是要了解并尊重他人的感受与选择——“人所不欲，勿施予人”才好。要了解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更要了解别人，知道别人不需要什么。比如戒律，不但自己得利，还要饶益于他——自他都顾好才是真正的良善。所以要尊重人；要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他人；要尊重他人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要尊重他人的选择，而不强迫；要尊重他人的幸福，不去打扰。所以我始终坚持：一切本于人性、一切基于理性、一切归于实证。现代宗教不应仍保留其倾向于感性的特征，应该杜绝主观盲目的狂热，保持客观冷静的理性。
我始终坚信：“人是一切人类造物的尺度”；所以，一直以来都不习惯将自己限缩在某一宗见之中。以人为本，立足现实；让自己明智、成长、觉悟才是重要的。（觉悟为佛陀成道的根本，三学乃至一切教法都只是工具而已。）始终坚守独立思考的能力与自由选择的权力。通过深入思考，了解自己，做出选择，再活出一种样子来——由自信、自立、自尊所致自我满足、自我实现、自我和解。我时常说：文化传播不能像病毒植入那般硬性灌输。那种为传播而传播、将价值观强加他人的强势手段是一种“洗脑”，而非“教化”。真正的帮助从来都不是刻意施舍，更不是急于说教；让自己的人生成为他人登峰路上的标志，那就有了意义。
踏在前人的经验之上，再为后人垫一垫脚，这就足够了。猛然想起，自两千年前起，我的座右铭就是“纯粹”二字，如今算是有了注脚。本书的定位，不为推销什么；只是将相关信息的脉络理顺，提供给读者尽可能专业、充分、明晰、公允之素材。虽然作者会有意见，但仅供参考；最终的取舍权，当然属于每一位读者。不论大家得到什么，都只是自身相应作用的结果；作者只是扮演了搬运工与传递者的角色。“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我始终坚持的尺度。虽然本着追求专业的初衷，但我一直谨守分际：限缩在既提供了资讯与意见，又未染指选择权的夹缝间——这是我的宗旨与意愿。如果没有达到，那就只能说一声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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