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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乌托邦,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形态的终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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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乌托邦,关于人类社会政治形态的终极想象。

社会学、女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厄休拉·勒古恩的代表作。

《流放者》(台湾译为《一无所有》)出版于年,并获得当年的雨果奖与星云奖的最佳长篇小说奖,和之前《黑暗的左手》()一样同属20世纪70年代科幻小说中经典之作,是勒奎恩最负盛名的作品,为她科奠定了科幻大师的地位,并为主流文学界所瞩目。

故事内容

小说的背景是海茵联盟早期九大已知世界之一Cetic星系的行星Urras及其卫星Anarres。

Urras是一个类似现在的地球的世界,由多个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组成,其中经济最发达的是A-Io,一个相当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国家。Anarres则是一个贫瘠荒凉的世界,一百多年以前,Urras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其精神领袖Odo的鼓动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抗议有产阶级政府对无产阶级民众的压迫,大批的移民自愿迁至月球Anarres,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

主人公Shevek是Anarres上的时间物理学家,从小就产生过某种类似芝诺悖论的“怪念头”,长大后,他所追求的学术理想不被同胞认同,遭到冷淡甚至仇视,多数人认为他搞这种对人民生产生活没有实际利用价值的理论,是极端自私自利的行为。由于无法在自己的星球上完成自己的学说,同时也是为了试图打破这两颗星球之间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无形壁垒,他来到母星Urras,结果悲哀地发现,自己根本不属于这两个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却妄想在它们之间建立一座桥梁。

小说的结构,是以平行方式叙述主人公两段不同时期的生活:偶数章回顾了Shevek在Anarres上的成长,从孩提时代、青春、友谊、爱情、事业、理想、挫折、苦难与奋斗,一直到和志同道合者建立自己的辛迪加,并准备前往Urras;奇数章记述他在Urras,主要是在A-Io的经历,如何逐步看清有产阶级的丑恶嘴脸和真实用心,如何从对旧世界抱有美好幻想到后来的理想破灭,逃离大学,加入地下反叛团体,组织集会示威,拒绝将自己的学术成果“卖”给A-Io政府,并准备返回Anarres。

小说的结尾,Shevek请求地球驻Urras星球的大使将时间同步理论的公式广播给全部海茵联盟世界,然后乘海茵人的飞船返回Anarres。等待他的,既有支持者的欢迎,也有反对者的敌意,然而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的Shevek,像一个真正的Odonian一样无所畏惧。最后,作为作者赠与主人公和读者的最好礼物,飞船上的一个海茵人Ketho,志愿和他一起登陆Anarres,作为一个脆弱的个体,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去探索这个美丽的新世界----海茵系列小说中典型的“Mobile”主题。

乌托邦的破灭

“乌托邦”,作为对一个光明未来的蓝图式的规划,更被认为会导致极权主义、暴力、屠杀等种种灾难性的后果,因而也就显得面目可憎了,这正如我们接连被几个面带笑容的陌生人深深伤害之后,便对所有微笑都发生了怀疑一样。

阿瑞纳斯,这个悬在资产者世界上空的无产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与人之间充满着兄弟情谊,尽管如此理想,但我们仍能看到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物质生活匮乏、个人创造性受到压制、自发的奉献精神退化成对于道德观念的习惯性服从、普遍的思想僵化、盲从造就的官僚机构等等。这样一个世界究竟并不是人的最终解放。

政治哲学家、政治家们和文学家们一遍遍地告诉我们,“Nutopia”式的国家不可能存在。因为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而社会高度的复杂使得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用人类有限的智慧妄图猜测无限的可能性,结果必然是悲剧,必然是高度的极权。

阿纳瑞斯成功运行了一百五十年后,逐渐失去了光辉,走上了自己的对立面,首先是僵化的体制压抑了自由的思想,人们被禁锢在奥多主义的窠臼里,却没有人记得奥多主义的精髓。其次,就像比达普所说,政府出现了,官僚出现了,每一次紧急事件都使得阿纳瑞斯向高度极权主义的社会迈进一步,卑鄙者如萨布尔窃据高位而尸位素餐。

内心深处我明白乌托邦是永远无法抵达的彼岸,但正如格瓦拉说:“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个理想,不论是“Nutopia”,还是阿纳瑞斯。

写在最后

再回到这“不确定的乌托邦”之中,引用勒古恩访谈中关于《一无所有》中心观点的这段文字:

这部作品其实是要告诉大家,当乌托邦不再僵死于一个凝固的终点时,我们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所做的种种努力尽管困难重重、充满危险,却也并非毫无希望,而在那个更好的社会里,人类将获得更多的自由,进行更伟大的实践。

任何一个社会,不管它被设计得如何美妙,一旦它把自己视为完美的终点时,都将对人类的自由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不停地去播种、去耕作、去收获属于我们个体的自由。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设计了什么“完美的人类生活”,或者彻底消灭了痛苦和伤痛,它就会开始破坏我们获得快乐、自由和人性的能力了。

勒奎恩本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对道家思想极有研究,还翻译过《道德经》。但她并未在小说中流露出“宣传”阿纳瑞斯或“批判”乌拉斯的倾向。她的叙述非常冷静、完美、不偏不倚,建立在对任一社会的冷静观察和合理思考之上,并无一点硬塞给读者的价值判断。从主人公最开始爱上乌拉斯的富饶美丽,到离开乌拉斯时成为一个更坚定的奥多主义者,其思想转变亦在情理之中。

《》和《美丽新世界》的主题是:以乌托邦思想为根基的社会必然是邪恶的;《一无所有》的主题则是,无论一个世界是不是以乌托邦思想作为主旨,它或许正义,或许邪恶,但更有可能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但凡植根于普遍人性之上的东西,不同的政治理论、信仰、意识形态,其实并没有非黑即白的区别。(这让我想起萧伯纳的一句俏皮话:“绝对权力并不导致绝对腐败;绝对权力只吸引腐败者。”)

回头看来,不得不承认昆德拉对《》的评价虽然尖刻,却不无道理。传统的乌托邦小说把一切简化为正义与邪恶的对立,从而也将人性最大限度地简化了,这本身就削弱了小说的文学力量。

而文学的意义不在辩驳和争论,而在揭开严肃的面纱,把一切人类经验里共通的荒谬和悲剧,诗性和美公之于众。严肃政治与严肃艺术的分离,几乎是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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