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典中，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老子的《道德经》吧。有一种研究认为，亚当·斯密写那本被誉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圣经》的《国富论》时，就受到《道德经》的影响；他强调自由经济，提出“看不见的手”无形调节，据说是根源于《道德经》所倡导的“自然无为”思想。这种说法根据是否充分暂且不论，但两者之间在哲理上相通是毫无疑义的。有意思的是，《史记》的《货殖列传》在经济观念上与亚当·斯密多有接近之处，而司马迁的这些观念根柢也是在老子。再举一个例子：在我班上听课的一位俄罗斯学生颇为自豪地说起，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转译过《道德经》。这个本子我没有见过介绍，但托尔斯泰那种崇尚俭朴自然、憎厌浮华的人生态度，显然也与《道德经》相符。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就不说了。
《道德经》之所以在西方世界受到欢迎，首先跟老子所谓“古典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一个东方的古老的哲人，他的学说能够为现代的价值观提供支持，这当然令人鼓舞。老子的有些论说实在令人震惊。譬如“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十一章），贴切而并不过度的解释，就是：有形的规则提供了便利和条件，而无形的自由空间才能产生效用。这个真是智者之言。
老子像
还有一个原因。《道德经》五千言，大抵是用简约的格言谈论一些形而上的道理，其思维方式又每与日常认知和习惯道理相悖，读起来非常玄奥。这种文字可以延展出很大的空间，并且容易产生歧义。简单地说，几乎每个人都有可能对《道德经》的某段文字产生独特的悟解。譬如，被人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建筑家的赖特，就宣称他的设计理念来之于《道德经》：“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可以这么说吧，喜欢《道德经》，引用并谈论《道德经》，几乎是拥有智慧的自我证明。
古老，简约，深邃，玄奥，多歧义，这些特点使得《道德经》非常迷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没有读过《论语》，是不应该的，没有读过《道德经》，就是很可惜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道德经》不好读。研究和解读《道德经》的书非常之多，但是，要找一本说话谨慎，在学术根柢上靠得住，同时又干净明朗，读起来不让人感到烦苦的，就很不容易。
鲍鹏山耽读诸子。从年起，他就在贾平凹主持的《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评论诸子思想与品格的文章，后来汇编为《寂寞圣哲》一书。我为这本书写过一篇书评。继而他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孔子和《论语》，出版了《论语导读》。他的文章有些被选入中学教材，《寂寞圣哲》还被教育部门指定为中学生课外读物。还有一个讲商鞅和《商君书》的视频，流传甚广，在国外也引起注意。他让很多人开始认识或重新认识了诸子，顺带也把自己讲成了名人。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道德经导读》，是鲍鹏山研究诸子的最新成果。它和鹏山的《论语导读》配合成一对。
从“导读”这个意义上来说，两相比较，《论语》容易把握一些。因为《论语》的文本相对稳定，很少异文，有歧解的地方也不多。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所讲的道理，虽说也是耐人寻味，但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因为那主要是要求人们日常践行的伦理规则。
而《道德经》要复杂得多。
首先有个文本选择和文字训诂的问题。近几十年《道德经》有重要的地下文献出土，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本和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本。这些文本对某些问题的传统解释提出了挑战。跟这个情况相关联的，有些学者注意到根据古文字的某些原理，《道德经》的文字可以作出完全不同于前人的理解。比如“道可道，非常道”，应该读成：“道，何道也，非常道也。”如果多引用新出异文和新出训解，这个《导读》的面目会显得比较新潮，而且实在也无可厚非。
马王堆帛书《老子》
但这里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去认识传统经典。一部经典著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它长期地以一种稳定的文本形态流传，它的原始形态究竟是什么样的，并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是鲍鹏山的基本看法（我的意见和他一致），所以他做这本《导读》，是以通行的王弼本为底本。在王本可通的情况下，少引异文，这样读起来，感觉面目清爽。
再有一个需要仔细处理的是原文的注释。
这本《导读》各章由原文、今译、注释、导读四个部分组成。其中注释是基础。《道德经》在历史上的地位，虽然不像汉武帝以后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经典那么显赫，但以它的睿智玄妙，其受读书人喜好的程度，其实不弱于儒典。老庄并称，《庄子》中不少篇章就是对老子书的引申发挥；《韩非子》有《解老》《喻老》篇。这算是最早的。此后河上公注、王弼注，沿承至现代学者，对此短短五千言的解读之作层出不穷，汗牛充栋。
今人做《道德经》导读，当然可以充分利用前人的成果。但如果将各家对照，你会发现见解之纷歧，简直是在老子的一亩三分地上展开了一场混战。所以鲍鹏山能够把注释做得很清爽，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看他引用各家之说，不说是炫博吧，至少说得上丰富。但经过严谨的选择，恰当的申说，群贤归座，各言其是，俱有条贯。有时也呈列数家相异之说，分别指其可取之处，也不觉繁乱。
能够这样做，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是相信原书具有内在逻辑性，虽然是散章构成，各章关系也不是很清晰，但是它有比较完整的思想结构。二是作者对全书有完整的认识，并且有明确的价值判断。有了这两条，再加上严谨的工作态度，注释就可以做得清爽，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今译”会明白易懂，“导读”会把握要点，脉络流贯，旨趣分明。
敦煌遗书《道德经》
《道德经》是玄学的渊薮，阐释其玄理也是这部《导读》工作的重点。而要把玄理说清楚，能够用日常生活经验来理解，又不致把玄理浅薄化，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譬如“道可道，非常道”，鹏山先是用了语言学的概念来说：当你使用概念，你就已经是“能指”，而不是“所指”，你就只能是对“道”的指认，而不是“道”自身；而后又借用了禅宗“指月”的譬喻：你可以用手指去指月亮，但手指不是月亮，在手指上纠缠，就永远不知道月亮是什么。说到这里，应该是很明白了。但还有更精彩的地方。在这本书的《引言》部分，鹏山说道，道家强调作为世界本原、作为绝对者的道“不可致诘”，就是不可有最终说明，从而就“杜绝了人类中的野心家和原教旨主义者做终极性定义，垄断解释权”。这把道家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意义说清楚了。我以前读《史记·封禅书》，感觉司马迁对汉武帝自我神化的行为充满讽刺，想到一个熟悉道家学说的人，对世俗之人试图自命为神，自然而然就会忍俊不禁，他不能够不发笑。
这本《道德经导读》还有一个小小的特点，也值得说一下。《道德经》八十一章，过去的版本都是用数字来分章，没有章名。鹏山仿照《论语》格式，每一章都取开头数字作为章节的名称。这算是一种新的版式吧。这个改变其实很实用的。我算是读过这本书很多遍，能背的文字也不少，但有时候仍然会想不起某句话在第几章。按照鹏山的方法，看到章名会想起它说什么，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先秦诸子百家，要说后来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应数儒、道、法三家。这三家都讨论过一个共同的问题：建设一个良善的社会，其根本的依据是什么？在儒家看来，是人的德性。如果多数人都成为德性美好的人，社会当然就成为好的社会。我们说“以德治国”，根源就在这里。道家不赞同。他们认为，事物未受外力作用影响的自然状态本身就是充分合理的，人遵循自然天性生活，即使有矛盾冲突也能自行调节，如此达成均衡，造就了和谐的社会。法家不相信人，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统治者只要充分利用人的本性，就可以控制人，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志，造就一个令人满意的社会。这三者各有各的道理。
鲍鹏山耽读诸子，对三家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