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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下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
百姓皆谓“我自然”。
解释
最高明的统治者，人民只知道他的存在。
次一等的统治者，人民尊重称赞他。
再次一等的，人民畏惧他。
更次一等的，人民轻视他。
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自然不信服他。
统治者悠闲自在，不随意发号施令，等到事情办成功了，
百姓都会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太上，下知有之
“大”，伟大、强大。“太”比“大”多一点，更有力量，更强一点。只有把这一点放在下面才能称其为太，放到上面就叫犬。善于处“下”，越是位置高的人，越要懂得善于处下，越要谦逊、谦让、谦虚。
最好的领导做到什么程度，“下知有之”。下面就知道有你这个人。不是什么事都管，不穿越自己的边界，只把该坐那个位置的事情做得非常好。该为的部分去做，不该为的部分不去乱插手。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把蚂蚁窝堵上的那个人，没有多少人感谢他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发大水的时候，谁上去英勇救人，大家对那人可印象深。至于堵蚂蚁窝那个人大家不在意，不注意，可这个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为之于未有”。
一日，魏文王问名医扁鹊：＂你们弟兄三人都精通医术，到底哪一个最厉害啊？＂
扁鹊恭敬答道：＂我们兄弟三个，长兄医术最好，二兄第二，我最差。＂
魏文王一听就纳闷了，心想这扁鹊是最厉害的，大家公认。现在这样说辞，是故弄玄虚，还是欺我不懂啊？心中有不悦道：＂那为啥你还是三兄弟中最出名的呢？！”
扁鹊虽己察觉文王不悦，但仍不慌不忙回道：＂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疾病发作之前。一般人不知道他能事先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难以传出去。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导致一般人认为他只能治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可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的时候，一般人看我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上除秽敷药。一番治疗病人病癒，所以认为我的医术高明。大家口口相传，我的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实际上讲的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最好的位置呢，“太上，下知有之”。从这里就可以知晓，“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管。而是，遵循道理，总结规律，提前把要做的事情规划好。
其次，亲而誉之
一个领导如果身先士卒，对大家非常好，对大家非常人性化，大家就能亲而誉之。这很难得。
道家认为这已经是第二层。精力分散，很多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做。最可惜的是，这类人经常提前让自己鞠躬尽瘁了，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过度依靠领导者个人的热情去推动企业的发展，把所有事情都寄托在领导者一个人身上必然会出问题的。领导者的任何波动，都会引起企业的动荡，这是非常可惜的。
明代万历首辅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时，万历帝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李太后把辅佐和管教小皇帝的双重责任，全权委托给了张居正。张居正亲自给万历皇帝朱翊钧挑选了六位讲臣，李太后便让儿子将听讲内容复述一遍。小皇上讲完了，李太后就问陪皇上听讲的冯保，皇上讲的是否有错漏。如果有错漏，就给予惩处。有好几次，小皇上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帝师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儒学教育，每天举行为皇帝讲授经史活动。张居正担任“知经筵”，为小皇帝制定了最为严苛的经筵日讲标准，学习任务非常繁重，这对一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而言，不可避免会产生逆反心理。张居正重视对皇帝朗读和背诵等基本功的训练。他规定小皇帝要“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还主编了《帝鉴图说》，配合图片讲解历史故事和道理。有一次小皇帝虐待宫女，逼死人命，自己吓得瑟瑟发抖。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李太后在陈太后劝说下，松了口气，但仍坚持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又遵李太后懿旨，替万历皇帝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这次事件，可看做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师生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还有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畏惧，更在内心潜藏了一份不满与怨恨。相权严重侵犯了皇权，必然引起强烈的反弹。张居正死后没多久，万历皇帝翻脸不认人，说他“专权乱*”、“谋国不忠”，被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差一点就要掘墓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
其次，畏之
这个境界的管理者，被管理者特别害怕他、畏惧他，在他的压力下去工作。这种管理者很常见，往往特别威严，他一进办公室，所有员工都鸦雀无声，不敢看他，这种领导靠着对赏罚的掌握去推进公司的发展。
管理有三个境界，分别是道、德、法。道是最高的，是世界运行的规律，领导者明白规律以后，他隐身于其后，让一切按照道去运行，按照制度去执行，大家自主去完成自己的工作，这种境界最高；德是道的外在体现，它是榜样以及各种品德，以德来运行企业，就需要各种榜样与行为规范；法是最后的强制性惩治措施。
秦国当时建立的法是恶法，稍微犯一点小错误，那惩罚无比严酷。满大街都是被砍断手脚的。秦朝的统治才维持了十几年。单纯靠这种严刑重罚，又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只一味地高压，除了让大家害怕，没有别的，畏之。
朱元璋当皇帝以前是一个普通百姓，深知被官员压榨的滋味。他了解百姓被贪官污吏克扣的苦楚，所以在他当了皇帝以后，尤其注重对贪官的惩处和控制，他制定了严苛的刑罚来惩治贪官，企图通过重罚来治贪，可是效果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明显。
朱元璋痛恨贪官污吏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官员可以清廉正直，可以从道德层面上，为君为民工作。所以，他给官员发的俸禄极低。这就导致了官员当官了却连饭都吃不饱。当官的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有精力去为皇帝出力，为百姓做主。所以，物极必反。朱元璋的刑罚虽重，可官员们也要活着，这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状态，官员想清廉却难以生存，最后贪官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想要根本的克制贪污，需要有一个良性健康的制度。而非单纯的靠重罚整治贪污腐败。朱元璋反贪失败最大的原因在于他不懂得利益平衡。想要官员不贪污，好好为朝廷出力，就必须要手下官员吃饱饭。朱元璋既想让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最后肯定越反贪，贪污越多。
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胡作非为，最后大家起来把他这个位置给他推倒，推翻，侮之。就像商纣王一样，最后在鹿台自焚，“侮之”。
作为管理者，第一个境界是隐身于其后，无我利他，为大家做事，把制度建立好以后，让大家去运行，这种境界是最高级别的；第二个境界讲领导者是楷模，是榜样，领导者关爱员工，对员工特别好。但是这种境界有个问题，这领导者一旦不发光了，企业就会立刻黯淡无光，一片混乱，企业也就不可长久。这样的领导者一定要上升到上一个境界；第三个境界是被管理者怕他，这领导者赏罚分明，特别有威严，用威严、刑罚来让被管理者害怕他。
道、德、法都做不到，被管理者就不再相信您了，领导基础就动摇了。
如果君主信用不足，老百姓就不会相信他。周幽王失信于诸侯而致西周灭亡的故事，就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的合理性。
周宣王死后，其子姬宫涅继位，就是后来的周幽王。当时周室王畿之地关中一带发生大地震，加之连年旱灾，百姓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而周幽王重用佞臣虢石父，对内盘剥百姓，加剧了民生疾苦；对外攻伐西戎，严重虚耗了国力。大臣褒珦劝谏幽王，幽王非但不听，反而把他关押起来。
褒珦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褒国族人找着了一个名叫褒姒的女子，教她唱歌跳舞，将其献给幽王，替褒珦赎罪。
幽王见了褒姒，非常喜爱，马上立她为妃，同时也把褒珦释放了。褒姒虽然生得闭月羞花，却冷若冰霜，自进宫以来从来没有笑过一次，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想尽了一切办法，可是褒姒还是终日不笑。为此，幽王竟然悬赏求计，下令谁能博得褒姒一笑，赏金千两。这时佞臣虢石父替周幽王想了一个主意，提议点燃烽火台试一试。
周幽王立刻采纳了虢石父的建议，马上带着褒姒，由虢石父陪同登上了骊山烽火台，命令守兵点燃烽火。一时间，狼烟四起，烽火冲天，各地诸侯一见警报，以为是犬戎打过来了，果然都带领本部兵马急速赶来救驾。到了骊山脚下，却发现连一个犬戎兵的影子也没有，只听到山上一阵阵奏乐和唱歌的声音，一看原来是周幽王和褒姒高坐在台上饮酒作乐。
周幽王派人告诉各诸侯说：“各位辛苦了，这里没有敌人，你们回去吧！”诸侯们方知被戏弄，遂心怀怨愤地离去了。褒姒见到这一情形，觉得十分好玩，于是大笑起来。周幽王大喜，立刻赏虢石父千金。
周幽王后来废黜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并册封褒姒为后，封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还下令废去王后的父亲申侯的爵位，并准备出兵攻伐申侯。申侯得到这个消息，决定先发制人，于是联合缯侯及西北夷族犬戎之兵，于公元前年进攻镐京。
周幽王听到犬戎进攻的消息，急忙命令兵士在烽火台点燃烽火。可是诸侯以为这次还是戏弄他们，都不赶来救驾。镐京守兵也怨恨周幽王昏庸，不满将领经常克扣粮饷，不愿效命，犬戎兵一到，他们就撤走了，犬戎兵马蜂拥入城，周幽王带着褒姒、伯服，仓皇从后门逃出，奔往骊山，后来为犬戎兵所杀。至此，西周宣告灭亡。
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最高境界的管理者做事非常谨慎。“其贵言也”，他特别珍惜自己的言辞，从不滥用，但是只要发表言论就都是很重要的。
无论为人还是处事，我们都要明白顺其自然的道理，不勉强为之，不强加于人。这样，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
朱元璋当上皇帝后，刘伯温立有汗马功劳，受到重赏高封，但他却多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刘伯温深知“可共患难却难同富贵”的道理。他请辞，是为了避免卷入官场斗争之祸患，为保身安泰，安享晚年。
在他自己看来，少年时所立下的报国之志已经实现，自己位至开国功臣之列，也已经到头了，别无所求。而且，自己性格豪爽，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直言快语，曾为朱元璋出谋划策，但同时也无形中得罪了不少人，像宰相李善长、胡惟庸等人。而且，就是在朱元璋面前，他也经常直谏不讳。所谓“伴君如伴虎”，谁知道哪天龙颜大怒，自己的性命就难保了。
经他再三请辞，朱元璋同意他告老还乡。于是，洪武四年二月，刘伯温回到浙江青田南田山（今浙江省文成县）故里。由于刘伯温头脑清醒，有自知之明，深知潜在的危险，所以决定“悠兮其贵言”，并“功成事遂”，过与世无争、自然无为的晚年生活，才避免了杀身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