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之所以是一个打不开的“黑箱”，正是因为它的模糊性。它就像一个头戴面纱的少女，容貌若隐若现，让远处的人们浮想联翩，流连忘返。
模糊性就是不明确性，不是“一是一、二是二”，萝卜白菜，青白分明，而是模棱两可、模模糊糊。
正因为此，西方人说我们的语言词不达意，逻辑不清，而且没有“实证性”。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智慧”的特征，如果一种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像白开水一样清楚明白，哪里又有智慧可言呢？
《周易》的这种“模糊性”为后人的解释提供了弹性和空间，也为历史上“我注六经”传统埋下了伏笔。
孔子将《周易》中本来没有优劣之别的“阴阳”打上了伦理价值的色彩，以服务于儒家的正统思想。
但与孔子不同的是，另外一位思想家却对《周易》中的“阴阳”作了不同的发挥。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
我们经常说“儒道互补”，说的是二者的价值观，前者讲究“入世”，后者注重“出世”。前者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后者则是“坐忘”、“心斋”的“乘物以游心”。
前有儒家，后有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处世观。但是，不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没有把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引向神秘的彼岸世界，而是完全消融在了世间。
与儒家致力于人和社会的统一不同，道家追求的则是人和自然的统一。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用不着去崇拜上帝，也没必要进入天堂，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能在儒道这里找到“安身立命”的理论根据。这种文化态势，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一阴一阳谓之道”的“阴阳”思维模式。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并没有把“阴阳”引向人和社会的关系，而是导向了人和自然的关系。
首先，在道家看来，自然万物无不受阴阳关系的支配，是阴阳之间矛盾互动、相反相成的结果。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先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
尽管自然万物各形其色，繁杂纷纭，但却是
“天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第十六章》）
所以老子总结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以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
其次，不仅自然万物是由“阴”、“阳”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作用的结果，而且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
所以在道家看来，人和自然本是一体，根本就不是彼此外在的，为什么非要“人定胜天”呢？
由此，道家反对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反对把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征服者与被征服的因果关系。
但是，道家也丝毫没有贬低人在宇宙苍生中的地位，不把自然与人设定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更不会得出“人是机器”的荒诞理论，而是主张
“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二十五章》）
儒家将“夫妇”、“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纳入到“阴阳”思维结构中加以考察，强调在社会关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定位好自己的角色，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实现个人价值。
这也就是儒家所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内向外层层散开，实现了从“内圣”到“外王”的贯通，达到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正因为此，儒家的思想才为各个朝代的帝王所看重，因为社会秩序的稳定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而道家则是将“有无”、“天地”、“天人”之间的关系纳入到了“阴阳”思维结构，强调人和自然的一体和和谐统一。
正如庄子所说：
“道无始终，物有死生，不恃而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庄子·外篇·秋水》）
从这种观点出发，他提出了著名的“齐物论”。既然人和万物一样，都是“道”的外化，并且在“道”的转换过程中实现着彼此的沟通，那么，不仅物和物之间不存在尖锐的对立，就连人和物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差别。
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
所以，道家思想更容易导向一种洒脱的人生观和处世观，向来被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失意或者不被社会所认可的人群所推崇，使人在百无聊赖和莫名孤独的时候找到了一丝心灵的慰藉。
在“齐物论”的基础上，庄子进一步提出了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的观点。
庄子认为，所谓是非，不过是人的主观印象罢了，大化流行，是非之间哪里有什么绝对的界限？
真真假假，是是非非，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莫若以明。”（《庄子·齐物论》）
贵贱也是如此，从“道”的角度看，是非既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贵贱又何足为论呢？
什么是贵，什么又是贱呢？难道坐轿车、吃鲍鱼就是贵，吃蔬菜、啃馒头就是贱吗？这些所谓的区别不过是人臆想出来的，跳出来观看其实本无差别：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外篇·秋水》）
所谓“齐生死”，则是认为生死存亡从自然的角度看都是一体的，生死之间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区别。
庄子的老婆死了，庄子不但不哭，还“鼓盆而歌”。
他的朋友惠施责难他说：“相住一起这么久了，她为你生儿育女一，现在老而身死，不哭也罢了，还要敲着盆子唱歌。这岂不太过分了吗？”
庄子却反驳说：“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没有感慨呢！可是我经过仔细省察以后，便明白她本来是没有生命的；不仅没有生命，而且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还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
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的运行一样，全是顺着自然之理。人家静静地安息于天地之间，而我还在哭哭啼啼，我以为这样对于性命的道理是太不通达了，所以不去哭她。”
庄子经常把人的一生比作一场梦。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不过是做了一场大梦。梦不管是春梦还是噩梦，都不过是一场幻象，因为梦总有醒的时候。
庄子慨叹说：
“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容游佚，以天地为春秋。即使南面称王之乐，亦不能相比也。”（《庄子·至乐》）
就这样，道家紧紧地抓住了《周易》中阴阳之间相互镶嵌、彼此转化的辩证运动，将人与无限的自然结合起来，不仅“齐物”，而且还通过“齐是非”、“齐贵贱”、“齐生死”，最终指向了人生境界的“逍遥游”。
“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
就这样，不需要上帝的告诫，也不需要*神的参与，中国人在道家思想的指引下将自己的个体生命同无限的自然结合在了一起，获得了一种信仰上的寄托。
前有儒家的“入世”，后有道家的“出世”，相辅相成，进退有度，使得中国人根本就不需要去设计一个脱离现实的“彼岸世界”，而是在俯仰进退之间实现了心理的平衡和人生的寄托。
所以在中国人的眼里，上帝的存在既不现实，也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