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为”就是躺平吗？老子是不是主张“愚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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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五千余字的《道德经》蕴含着无穷的生命智慧，但也因它的简洁，引发了后世读者的诸多迷思。
《道德经》究竟说了什么？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它呢？
针对于此，刘笑敢教授在《道德经智慧讲》中通过八大主题，将《道德经》八十一章妙语整合为融贯的道家思想体系，详解《道德经》的核心关键词：道、自然、无为、正反……更有老子治国理*的独特命题和以及现代社会的重要启示。
68项专题解读，32篇答疑解惑，为读者扫清《道德经》的阅读迷障，深入浅出地传授老子的独特智慧。
《道德经智慧讲》
刘笑敢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传说中的老子，真的存在吗？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史记·老子列传》
在开始学习《道德经》之前，我们需要先明确一点，那就是《道德经》和我们通常所说的《道德经》的作者，在学术研究中是两个话题。
我们先来聊聊老子这个人。提起老子，免不了会让人想起关于他的许多传说。比如在道教里，老子被尊奉为法力无边的大神“太上老君”；据说老子的母亲感应大流星而怀孕，一怀就是七十二年，生产时剖开左腋才诞下婴儿，出生时老子的头发已经花白，所以叫“老子”。这些传说或出于后世道教徒对老子的神化，或和后世佛教与道教的争斗有关，大多不足为信。但即便如此，也有研究的价值，在之后说到老子与道教的关系中我会详细展开。之所以有这么多传说，主要还是因为关于老子的记载实在是有模糊不清的地方，不够确切。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来了解真正的老子呢？就目前来看，最可靠的材料还是司马迁《史记》中的《老子韩非列传》。
当年，傅伟勋教授邀我为“世界哲学家丛书”写一本《老子》，丛书要求每本书后面要附一篇思想家的传记，我说资料太少，无法为老子写传记，就以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中的部分来代替吧。他欣然同意。直到今天，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仍然是唯一的比较详细、可靠的文献，我们只能依靠司马迁留下的传记来辨别老子的真实面目。有趣的是，司马迁在留下对老子记录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关于老子身世的问题。
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老子部分仅有五百多字。他是如何描述老子的呢？在第一部分，也是最主要的部分，司马迁明确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就是说老子是楚国苦县人，大约在今天河南鹿邑县，他姓李，名耳，字聃，是周朝档案馆或图书馆的馆长。你看，在司马迁的记录里，老子的姓、名、字、职务、地点都一清二楚。
《列传》的主体部分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孔子拜见老子，向他请教有关礼的问题。老子回答说：你所说的事情，连人带骨都已经腐朽了，只剩下空话。好的商人即“良贾”会“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你应该去掉虚骄之气和过多欲望，等等。事后，孔子对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但是龙我就无法知道了，它乘风云而上天。我今天见到老子，感觉他就像龙一样。《列传》还说老子修道德之术，所学所求的就是退隐无名。他看到周朝衰败，就不辞而别。向西出关时被关令尹喜拦住，让他写书，于是老子就写了上下两篇的一部书，五千多字，讲道和德的意义。写完就走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了。“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在《列传》的最后，司马迁又记载了他听说的两个关于老子身份的说法，一个说老子其实是老莱子，这个老莱子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另一个说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也就是大约在战国时期，周朝有一个史官叫太史儋，他向秦献公预言了秦国和周的关系。司马迁说，有人说这个太史儋就是老子，但也有人说不是。没有人知道是不是。
在介绍了他听到的这两个说法之后，司马迁又说：“老子，隐君子也。”最后总结道：“李耳无为自化，清净自正。”再次肯定了老子就是李耳，毫无犹豫不定之意。
司马迁的《老子韩非列传》为我们留下了几个问题，首先老子到底是李耳，还是老莱子或太史儋呢？其次，孔子向老子问礼这件事，究竟是不是真的？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涉及了我们如何阅读古籍、如何分析、运用历史文献的方法问题。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老子和老莱子或太史儋是同一个人吗？除了《史记》之外，我们很难找到可靠的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根据《史记》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迁绝对没有接受老子是老莱子或太史儋的说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司马迁在文章里说，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而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十五篇和上下篇两篇的区别是不容混同的。另外，司马迁提到太史儋是孔子死后百年的人物，他的言论是关于秦与周的关系的，与《道德经》的内容毫无关系，显然司马迁也不会将太史儋与孔子所见过的老子相混同。
除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也提到了老子，他说孔子在各地请教过很多人，原文说“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这清楚说明孔子在周请教过老子，在楚请教过老莱子。可见，司马迁明确知道周朝的老子不是楚地的老莱子。
还有，司马迁在排列各个列传的顺序时，总是以列传第一传主年代为标准，司马迁把老子的列传排在第三，在管子之后，司马穰苴之前，而司马穰苴是春秋末年人，可见司马迁是很明确地认定老子是春秋末年的人，决不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的人，不可能是战国时期的太史儋。总之，根据司马迁在各篇《世家》和《列传》中的记载及排序，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老子的身份问题，司马迁虽然介绍了别人的不同看法，但不等于他没有自己的看法。司马迁相信老子就是春秋末年的李耳，写过道德之意五千言，应该就是《道德经》的作者。
然而，司马迁的立场可靠吗？可信吗？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键点在于孔子是否见过老子，是否向老子问过关于礼仪方面的问题。如果孔子向老子问礼的事不可靠，我们就不能确定老子是和孔子同时代的人，因而不能接受司马迁的立场。这就要以《史记》以外的典籍为参照了。
除了《史记》里的记载，《吕氏春秋》《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等诸多典籍都有关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而且不少记载都早于司马迁的《史记》。比如在儒家的重要典籍《礼记》中，有一篇《曾子问》记录了孔子的学生曾子和孔子的对话。在孔子的回答中有四段文字多次提到“吾闻诸老聃曰”，或“吾闻诸老聃云”，或“老聃曰”。
司马迁以一人之力完成史记，有不够准确或有明显缺陷都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老子家族的世系、老子活了一百多岁等记述未必可靠。但是结合《史记》外的材料，我们可以确定孔子是见过老子的，由此可以证明老子确实是和孔子同时代的人。
但是，很多人看不到司马迁的明确立场，却千方百计对司马迁曾提到但是并没有采纳的其他说法情有独钟，这似乎是很奇怪的。
不少著名学者，比如英国的汉学家葛瑞汉（A.C.Graham）和刘殿爵（D.C.Lau），都认为司马迁的《列传》说明他对老子是什么人完全没有定见。他们两个都认为司马迁对老子这个人的年代身份不清楚，不相信老子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他们都不相信司马迁和众多典籍所记载的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历史，他们就要将这种历史记载“解释掉”，解释成后人编造的故事。
可是，后人为什么会编造这样的故事呢？
刘殿爵的解释比较简单，说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故事是道家编造的，用来提高老子的地位，这是在儒道对立斗争的背景下最容易想到的说法。但是葛瑞汉就更高明一些，因为他发现儒家经典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他说，如果孔老相见的故事是道家编出来的，那么儒家典籍就不会接受，不会将道家所编的抬高老子的故事收入儒家典籍。所以他说，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故事一定是儒家学者编出来的，借以表彰孔子虚心好学的品格，从而抬高孔子。
两个人的解释不同，但立足点一样，都认为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故事，是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的表现。但这个立足点是假的，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春秋战国及汉初并没有所谓的儒道对立和儒道斗争。道家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是司马迁的父亲首先提出的。这就是说，先秦可能根本没有以“道家”自称的派别或组织。老子、庄子也没有自称过道家，也没有自己的班底，哪里有道家与儒家两个群体的对立斗争呢？
也许有人会说《道德经》中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的说法，这难道不是对儒家的直接、激烈的否定吗？但是新出土的郭店竹简本证明战国中后期的《道德经》并没有这样的说法，古本《道德经》原文是“绝智弃辩”“绝伪弃诈”，并没有针对儒家主要概念“仁”和“义”的直接否定和尖锐批评。
更值得注意的是《礼记》一书。前面说到，孔子曾多次引用老子的话，而所说的内容都是相当机械枯燥的关于丧礼的一些技术性细节。比如说幼年的孩子死了是否可以葬于宫中，出殡时遇上日食时是否必须停在路边等等，这些都是平直的言论记录，没有任何对老子或孔子的颂扬或批评。因此，可以说，葛瑞汉和刘殿爵认为孔老相遇的故事是儒道斗争的产物，这是没有任何历史根据的。
此外，上文提到郭店竹简本，这里顺便说一下，有人认为郭店竹简本就是《道德经》最古老的完整版。我们很难接受这种假设，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批竹简有三种长短不同的形制，不同的字体，三组一共不到两千字。其中甲组有“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但是丙组却是“是以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都是六十四章的文句，但有明显不同，说明它们抄写于不同的祖本，所以不应该将这些竹简当作最早的完整的《道德经》。
作者：刘笑敢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