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解释：在这一章里，老子给出了一个可以看作是定理的关系，给他的无为概念下了定义，并概括的阐述了他的社会*治学说的主要观点。
首先，我们从老子的“定理”开始讲解。“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当我们为“美”这个词汇下定义或制定标准时，根据“肯定即否定”这样一个关系，那么与该定义相反或者不符合作为“美”的标准的那些标准，便自然而然成为“恶”，即“丑”的定义和标准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为“善”下了定义，那么与该定义意义相反的内容便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不善”，即“恶”的定义了。让我们仔细的来观察这一组关系，“美”的定义的完善或者说“美”的标准的制定，同时的也就确定了“恶”的定义和标准。也可以这样说，即“美”的定义的完善促使了和成就了“恶”的定义的完成。用老子的语言即是“美”生有了“恶”。同样的道理，“善”的定义的完善必然的促使了“不善”的定义的完成。也即是说“善”的定义生有了“不善”的定义。推而言之，意义相对的两组概念或性质相反的两个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生成的关系。所以，有会生无，无会生有，难会生易，易会生难，长会生短，短会生长，高会生下，下会生高，前会生后，后会生前，这即是经文讲得，“是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根据同样的逻辑，如果一个社会组织的成员被引导着去追求富有这样一个目标时，那么由于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当该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成员由于占有较多的社会资源而成为富有的社会成员时，相反的另外的那些不能够占有较多社会资源社会成员便必然的成为该社会组织中的贫穷的社会成员了。这样，富有的成长促使了或者生有了贫穷的完成。这是一种怎样的结果呢？一个整体的社会组织，便由于追求富有的目标而被分化为性质截然对立的两个社会组织了，从而便产生了贫富两极分化和斗争，也就导致了不利于社会团结的必然结果了。当一个*治家，带领人民追求国家富强时，该国家的强大便是别国弱小的原因，也即是强大生成了弱小。这样在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更大的社会集团中，便有了强国和弱国的对立和斗争。这样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强国要吞并和欺辱弱国，弱国要争做强大，列国争霸，战乱频仍，百姓遭殃。想一想春秋战国的历史，就能清楚的了解了这样一个不得于社会团结和安定的必然结果了。如果一个君王，吞并列强，天下一统，使得天下没有了国与国之间争斗，消弥了战争，使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社会生活，但是他因功而居，称王称帝，自谓孤寡，分配权力，成立*府，设置官员，统治百姓。这样，有权者或者统治阶层生有了无权者或被统治阶层，于是社会便因此而被分化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样一组对立的社会势力，便有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便有了阶级斗争和官民矛盾。而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最终还是导致社会崩溃解体的根本原因，从而使人民安定团结，安居乐业的社会局面仅仅是暂时的现象而已。回忆一下，中国历代王朝循环的历史，这一结果是如何的清晰而明显。如果我们向人民大讲仁义道德，那么也就等于告诉了人民以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也必然会促使发生这样的行为，所以道德仁义的知识也会促使与之性质截然相反的行为的发生。所以，追求财富的目标必然会导致社会集团的贫富的两极分化；攫取权力必然会导致官民矛盾和阶级斗争，并最终导致社会集团的解体；穷兵渎武会导致战乱不息，民不聊生；道德仁义的说教会导致思想的分化和行为法则的混乱，基督教的历史便能深刻是说明这一点。所以老子认为现世统治者们的作为，即聚敛财富、攫取权力、仁义礼教和穷兵赎武，由于会导致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必然结果，而认为是有为的，因而圣人“不处之”。而所谓的“圣人处无为之事”，即是指不聚敛财富、不摄取权力、不仁义礼教和不穷兵赎武的*治策略和*治作为，而不是“不为”，即对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秩序不加干预，顺其自然。所谓的“行不言之教”是指，圣人以身教人民以法则，但不要教导人民以是非对错的知识，使人民对于法则只知道遵循而不要问是非对错，因为有对就有错，有是就有非，知识（即是非对错的知识）是导致社会法则混乱的根本原因之一。
天下人都知道美的事物之为美的标准是什么，那么相反的丑的标准和丑的事物也同时的也被确定下来了；人们都知道善的意义是什么，那么相反的恶的内涵和定义也同时的就被确定和完成了，这也同时的就有了恶的行为发生的根据。所以诸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的这些范畴都是相互生成的，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富裕会生就贫穷，强大会生就弱小，高贵会生就卑下，官生民，帝王生百姓，是生非，对生错，德生不德。这样社会组织便会生有了分化，从而产生了矛盾、对立和斗争。最终还会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促使社会组织的解体。所以圣人为*治民，不聚敛财富、不贵难得之货、不攫取权力、不称王称帝、不自谓孤寡、不封侯拜相、不穷兵黩武、不仁义礼教，使民能安居乐业，社会团结。这即是“圣人处无为之事”的具体内容。圣人教导万民以安居乐业的法则，使人遵行之实践之，但不告知人们以善恶是非的知识。所以圣人制定法则使人民遵循效法，但却不传授诸如因为这是“善”的、“对”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循它的这类知识。这即是“行不言之教”的具体内涵。因为，有“善”就有“恶”，有“是”就有“非”，有“对”就有“错”，所以有了善恶是非的知识，法则就不容易被牢固的遵守了。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事。”
在上面的讨论里，我们有了一个对比，以此来概括“有为”和“无为”概念的区别。对于为*治民而言，采取聚敛财富、攫取权力、穷兵渎武和仁义礼教的这些策略的，便是“有为”的*治，或者说是*治“有为”了；而相反的，以不聚敛财富、不攫取权力、不穷兵渎武和不仁义礼教的策略为*治民的便是“无为”的*治，或者说是*治“无为”了。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无为”和“有为”是一对概念，而不是一组词汇。词汇是可以根据它字面上的意思去理解，而概念则不能，概念是只有在我们获悉了它的定义之后，才能够知道和了解它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老子会将聚敛财富、攫取权力、穷兵赎武和仁义礼教这些为*治策略视为是“有为”的*治呢？我们说，人类*治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全人类能够过上公平、公正、和平、安定的社会生活，用老子的话来就是要使天下得清静。现世的*治家们，采用聚敛财富、攫取权力、穷兵赎武和仁义礼教的策略来治理国家和人民，认为通过这些策略人类便能够实现公平、公正、和平、安定的终极目标，但是老子却指出这将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现世的统治者们，他们为*的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抢占土地和财富，与小的说是为民谋富裕，与大的说是为国谋富强，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以财富为取向的价值观念如果普遍的为社会的所有成员所接受，那么也同样会导致社会内部成员对于财富的向往和争抢，自然的必然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占有了较多的社会资源和财富而成为该社会组织中富裕的社会成员了，那么根据前面我们讲过的那个关系，富裕和富强的成长必然会生成贫穷和贫弱的成长。这是因为社会资源是有限的，一些人占有得多，另一些人占有的必然就少了，我的富有便是他人贫乏的原因！这样一来在一个整体的社会体系里便发生了贫富的两极分化。而且，以财富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愈发展，愈发达，这种贫富的两极分化便愈深刻。社会资源会愈来愈集中，富到应有尽有，穷到一无所有，那些一无所有者要想争取到他们生产生活必需的社会资源那只有去偷去抢，这样社会和平和安定的局面便必然会被打破了。这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聚敛财富的为*策略，本来是准备来实现全人类公平、公正、和平、安定的*治目标的，可是它却不可逆转的导致了社会集团内部的贫富的两极分化，导致了社会体系内部穷人阶级和富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进而又破坏了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而且贫富两级分化的矛盾是不可能由以财富为价值取向的社会集团自身来解决的，这样的社会越发展，社会资源便越集中，贫富之间的鸿沟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从而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和斗争也愈演愈烈，社会也越来越不团结，越来越不稳定，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社会集团便自然而然的解体了。这样便走到了与使天下得清静的截然相反的目标上去了。所以，因为聚敛财富这样的为*策略会导致不利于社会团结的必然结果，从而无法实现使全人类过上公平、公正、和平、安定的社会生活的目标。所以老子将贵难得之货，即聚敛财富的*治策略视为“有为”*治策略；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一位这样统治者，他成功的使社会得以进入和平和安定的秩序中，所以他是功于万民的，但是如果他因功而居，称王称帝，分配权力，统治百姓，这样便使得社会里产生了权力阶层。一些人掌握着权力，其它的人就必然的成为了无权者。于是，无权者便构成了社会的无权力阶层。这样便导致了社会中无权者和有权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如果再加上财富这种东西，便会从根本上破坏了社会团结，最终会导致社会体系的瓦解，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最终又遭到了破坏，这也就走到了与使天下得太平清静的*治初衷截然相反的方向上来了。因此，财富和权力这两种事物是最不利于社会团结的，它们愈发展，社会团结愈少，社会反而愈不稳定，所以老子将聚敛财富和攫取权力的*治策略视为有为的为*方式。圣人不去激化社会矛盾，不破坏社会团结，所以不会采取聚敛财富和攫取权力的*治方针。圣人也不会去大兴土木，穷兵赎武以劳民伤财，激化社会矛盾。圣人会制定使得天下得太平清静的法则使人们遵法，但却不传授关于真善美的知识，因为根据我们前面所讲到的那个“定理”，讲真也即等于讲了假，讲善也就等于讲了恶，讲美也即是讲了丑，有是便有非，有德便有了不德，所以有了这些知识，人们的思想便会产生了分化，对制度和法则就会产生了怀疑，社会也便失去了和平安定团结的基础了。所以“圣人行不言之教”讲得便是这个意思。老子将权力、财富和知识或文明视为是破坏社会团结的事物的理论根据也即是在这里。圣人处无为，以无事治天下，使得社会不发生内部矛盾，使民安居乐业。圣人教导万民使社会得清静太平的法则，但不传授关于德与不德的任何知识，使民无知无欲，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如是天下得清静。但圣人反不因大功于天下而为天下先，天下长，不自谓孤寡，而是甘居万民之下之后，促进万物而不谋求私利，全心为公为他而丝毫的不为私利已。有作为于万民而不恃才孤傲，大功告成反而隐身埋名，正因为圣人功于万民而不居，所以他的功劳愈是不被万民忘记。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而弗居。”讲述的是圣人的大德性，可以看作是“无为”这一概念的定义。于是，“生而有，为而恃，功而居”便自然是“有为”这一概念的定义了。现世的统治者的作为，一统天下，进而使万民能安居乐业，从而使天下能得太平清静。所以他们是功天万民的，他们于万民是有“生”、有“为”、亦有“功”的，但是他们“生而有，为而恃，功而居”，称王称帝，自谓孤寡，攫取权力，役使百姓，聚敛财富，以满足一已之私欲，大兴土木，穷兵赎武以逞一已之权力私欲。从而导致了贫富，贵贱，贤愚的两极分化与对立，益有余而损不足，进而激化了社会内部矛盾，导致了阶级分裂，促进了社会集团的最终解体，从而使社会太平清静的气象仅仅是昙花一现而不能长久的事实。统治者的“有为”会使得社会走向与人类欲得天下大平清静的这一*治初衷截然相反的方向上来。这即是“有为”的必然宿命。这也老子*治观念的基本观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