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所以“不做什么”的自由，要比“做什么”的自由，更高一筹。而有意思的是，在《道德经》中，老子也一直在强调“不做什么”，而不去提倡“做什么”。
比如第二章“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三章“不上贤”、“不贵难得之货”、“不见可欲”，第九章“持而盈之，不若其已”，第十章“爱民治国，能毋以智乎”，“生而弗有，长而弗宰”等等，“不做什么”的主旨几乎贯穿全篇，而这也正是老子的中心思想之一：无为。
《道德经》帛书版以今本第三十八章为第一章，开篇讲“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把上德和下德的关键区分，定于“有为”还是“无为”。老子将“为之而无以为”的“上仁”，归为下德；将众人“亲而誉之”的国君，归为其次，原因就在于此。
“太上，下知有之”，最高级的国君，好像什么也没有做，百姓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存在；而次一等的国君，好像什么善事、仁*都在做，百姓对其极尽赞誉，非常亲近。是不是听上去好像排反了？其实这里和《庄子》说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是一个道理，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就能明白。
从小到大，我们应该都曾有过这样的烦恼，即父母一片苦心的对我们好，我们却很排斥，不想接受。父母以自认为的“善”来对待我们，得到的却是反感和厌恶，我们对无处不在的全方位的关心与爱护，感受到的却是压抑、不自在，甚至冲突就此产生。
《庄子》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极喜爱马的人，照顾马无微不至，用精美的竹筐去装马粪，用珍贵的贝壳去装马尿。有一天他看见有一只蚊子落在马屁股上，赶紧去扑打，没料到马因此而受惊，咬断勒口，挣脱笼头，毁坏胸带，反而踢死了爱马的人。
本意是爱，但被爱的对象却感觉不到爱，甚至视为伤害。这种事情我们能不谨慎吗？因此庄子认为对马最好的爱，就是“leavethemalone”，不妄用自己认为的“善意”、“爱意”去打扰它们，让它们保持精神的独立、身体的自由，就是对它们最好的爱。
所以在知乎看到一个问题，“普通人如何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的回答是：“做好自己，放过别人
所以庄子理想中的人与人相处关系，是“相忘于江湖”；杨朱理想中的生活状态，是不被强迫为别人拔一根毛，也不强迫别人为自己拔一根毛；而老子理想中的社会状态，是“邻邦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各自独立，互不相爱，也互不相害。
老子说自己有三宝，其中之一便是“慈”，我们现在常将“仁慈”合用，而在老子眼中，“慈”才是上德，“仁”只是下德。原因正是在于，慈是不需要通过做什么来表现的，而仁必须通过行为来表现出来。
我们说一个人很“仁义”，那么这个人之前一定有过仁义的行为，所以仁义必须通过“有为”来呈现；而我们说一个人很慈祥，却并不需要他做过什么，而恰恰是因为他没做什么，比如不伤人，不害人，不妨人，不碍人等等，所以慈需要通过“无为”来呈现。
而在陌生人之间，“无害”，远远比“有爱”更重要。尤其是一些伤害人的手段也开始用来表达“爱”之后，打着“爱”的名义，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肆意践踏对方。这样的“爱”，取之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