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为“中国语文”哭泣（中）
——从国学大师后继乏人说到“国学童子功”
杨曾宪
摘要：拙文从“当代不出大师”的现象溯源，指出了“白话文”语文教学的严重弊端。由于今天国人对汉语文献的自由阅读年限，缩短到了百年，致使一些人对数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麻木无感，反而在欧美文化面前感到强烈的自卑。为此，笔者建议，让小学生诵读优秀的经典作品，修炼“国学童子功”，从而为建设文化强国输送大量的生力军。
上篇：当代为何不出学术大师
当下中国，国运强盛，国人心气日高，这便使得某些“短板”格外凸显出来。（譬如，说来便人人生气、不说也罢的足球）。譬如，中国摘取诺奖的科学家依然很少，便与我们的大国、强国形象严重不符；只是这属于理科，对其背后的原因，笔者无缘置喙。譬如，当代没再出现足以与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比肩的国学（广义）大师，客观上也影响到中华文化之复兴大业；由于这属于文科，对其背后的原因，我想在此探讨一下。
当然，文章合为时而著。毕竟今日之中国非昨日之中国，今天我们呼唤的“国学大师”，是指能透辟把握传统经典进而返本开新、创新，搞出大学问、新理论，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当代大师。这样的大师，作为学术界的旗帜和领军人物，不仅能增强国民的“文化自信”，而且能在国际上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和话语权，其意义不亚于摘取诺奖的科学家。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建设文化强国，靠咱们的学者去专攻西方学问是不行的：你的康德研究那怕再出色，西方也绝不会因此高看中国一眼，反而会强化他们对“中国没哲学”的认知。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要有危机感：中华崛起，“汉学”兴盛，很快将成为全球的显学；假如中国一直缺少学术大师，到头来，让国外“包装”推出的“汉学大师”占领国内的学术阵地，那将是一种何等尴尬的情景呀——尽管咱们研究西学的成果很难输出，但西方的汉学成果却很容易输入，而这，正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不足的体现。
照理说，今日的人文学科教授们，其治学条件远比前辈优裕，为什么几十年下来，却只见大楼疯长没见大师涌现？（当然，做“大师”状者不少，但他们的活跃恰是学术界的悲哀）。可以总结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认为，其中最关键的，不是别的，仍是《马氏文通》（）以及《开明国语课本》（）问世后的国文教学。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上述诸大师都是远在此之前，便在私塾（或家塾）完成启蒙学习、背诵了大量经典、练就了“国学童子功”的；正是这种“学历”为他们青年时代脱颖而出、卓然成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熟知的梁漱溟24岁出任北大教授便是典型例子。
在上述大师之后，民国前期出生的学者中，也有一批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家；他们大多虽已作古，但迄今仍被各高校引以为傲。很难考证这些大家是否进过新学堂、学过新国文，但据我看到的资料，他们中的多数同样是家学渊源，是练过“童子功”的。曾有古文论博士向其导师请教，为什么他对《文心雕龙》研究的能如此通透，导师说，他从5、6岁就开始背诵了。这种情况与国医大师都是早早便熟背中医经典是一样的。而随着新的“进步”的白话文教学普及之后，中国便几乎再没出现学术大师了。
这其实很合逻辑:今天的大学生，即便再优秀、即便考上名校的文史专业的硕士、博士，但由于其先天国学功底不足，他无论怎样发奋用功，也无法与前辈相比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成长为一个优秀学者、合格教授便很不错了，确是很难再拔尖成为学界公认的大师了。因此，当代“不出学术大师”，追根溯源，必然要追溯到“去文言文”的现代语文教学上。
中篇：现代语文教学的严重缺陷
当然，中国的现代语文（国文）教学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几乎定型了，如果只是为了培养大师，就要对其动大手术、进行全面改革，这理由似乎不那么充足，也很难形成广泛共识。那么，有没有更充足的理由呢？有的。我之所以从“不出大师”角度切入并提出问题，目的是为了能更直观地揭示当代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割裂的严重缺陷；而这一严重缺陷的存在，则不仅是“不出大师”，而是严重地销蚀着一代代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甚至滋生出了民族虚无主义。这便是拙文接下来要重点讨论的问题。
我们知道，汉语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历史悠久且保持生命力的语言，它也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母体”。譬如从子学、经学到理学、朴学，又譬如从诗经、离骚、汉赋再到唐诗宋词元曲，无不是以汉字为工具为载体创作出来、传承下来的。在这一悠久的传承过程中，并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语文”教学，学生就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诵读和学习，在识文断字、求知问学的同时达理、闻道乃至修身的；如此这般，汉字认识了、文章能写了、学问也积累下来了。这即是说，古人的读书识字与传承学问是同一过程；其中的聪慧者脱颖而出：或经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或专治学问而名闻天下；而余下的大多数文人学士，则承担着赓续传统文化的使命。这正是中华文化数千年得以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假如我们对汉语的这一优势习焉不察的话，那就来看看英语吧。现代英语，其历史不超过余年，这样，英国人学英语，可用作教材的纯英语文本，只有莎士比亚等近代作家和学者的作品，如果要学古希腊著述，则只能用翻译文本，其英语教学和文献学习是完全割裂开来的。至于对历史短暂的美国来说，则更是尴尬，所以，像《五月花公约》、《独立宣言》这样的历史文献，便成为美语教学和爱国教育合为一体的最佳教材。试问，拥有二千多年的文献可选用的中国汉语教学，与英美相比，其巨大优势不是一目了然吗？
但令人遗憾的是，自现代语文教学以白话文为主之后，课本的选材，便基本缩短到了百年以内；接受这种语文教育的学生，其对汉语文献的自由阅读年限，同样缩短到了百年之内；凡百年前用文言文书写的文献，几乎统统被送进了“故纸堆”！中华民族的巨大语文优势，由此便彻底消失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今天的中国学生来说，明清著作已仿佛很遥远，而用白话文翻译的古希腊著作却离自己很近。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当代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远甚于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程度；其中的某些人，往往背靠着数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感受不到丁点的自豪，反而面对欧美文化感到强烈的自卑；少数数典忘祖者，甚至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帮着欧美政客把他们的月亮画圆，然后再拿来向国人炫耀！由于这种影响所及，使许多知识分子一讲到中国传统文化时，几乎不假思索地就给扣上“封建落后”的帽子，而一谈起古希腊文化时，却眉飞色舞、仿佛它是“先进文化”似的。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也没有道理的嘛！今天，我们要复兴中华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若依靠这种骨子里便崇洋媚西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岂不是南辕而北辙！
下篇：关于修炼“国学童子功”的建议
因此，接受既往的教训，我们要让新一代青年真正充满文化自信，便必须首先让他们热爱中国文化；而要让他们真正热爱中国文化，便必须让他们能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要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便必须要让他们自己能轻松阅读中国古代典籍，而不是向他们宣讲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怎样的优秀……。在这一逻辑推出的结论面前，彻底改革当代中国语文教学，使之与中华文化的传承融为一体必要性难道还不充分吗？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要让今日的语文课只传承国学并不现实，而要让其它学科一律给语文让路，则更不现实，因此，我所谓的“动大手术”，只是一个下决心做“减法”的问题。具体的做法是：精编一本《中华文化经典启蒙教材》，选入历代优秀经典文本中的名言、名句、名段、名篇及优秀诗文（其中应包括《论语》、《道德经》全文）；在现有的小学语文教学内容、方式暂时不动的前提下，大幅删减教材、压缩课时、拿出不少于1/3的课时，开设《国学诵读》课，让小学生诵读启蒙教材。
人们或许会质疑：这样做是否会超出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增加课业负担呢？我认为不会的。其一、根据我的观察，现在许多上“国学班”的小孩，4、5岁就能把许多经典文本背得滚瓜烂熟了。其二、根据我的设想，在《国学诵读》教学过程中，除少数诗文之外，对绝大多数教材，只让学生读、诵、背，不解词、不释义、不讲中心思想，并且不考核、不考试，全凭学生的兴趣和自愿。只要不考试，也就无所谓课业负担了。
为什么不考试呢？因为一旦让孩子承担应试压力，他们就会对古文产生逆反心理，这也就偏离我们让孩子热爱传统文化的“初心”了。实际上，只要天天诵读，孩子们即便背不下来，他们也会消除对文言文的陌生感、产生亲近感，识繁体字、懂文言文。这样，到了中学阶段，当他们再回到这些经典文本时，就可能“开窍”、领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了。像今天，许多企业家花大价钱听了一堂国学常识课便顿开茅塞的情况便不会再有了。
我相信，经过这样的近似“国学童子功”修炼，未来不仅会涌现出新的学术大师，而且会使新一代青年真正成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赓续者、建设文化强国的生力军。
我期待着。我们民族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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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青岛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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