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时，旧党重要人物之一的程颐（公元－年），因与司马光意见不合而分裂旧党，成为洛党的首领。
但与蔡京相比，程颐并不深谙为官之道，因而始终将个人的兴趣放在与其兄程颢（公元－年）一起授徒讲学上。
二程的学问时人称为“洛学”，师承周敦颐（公元－年）。
05:53为了理解二程的洛学，有必要先了解周敦颐的《太极图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之至矣。
“太极图说”实为文王易经、老子《道德经》、阴阳五行与儒家思想的杂合。
杂合之后，一种重要的思想便诞生了，这就是“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天之道乃阴阳互动，地之道乃柔刚相济，圣人之道称仁义兼修，且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乾刚之道成男，坤柔之道成女，可居于二者之间以中正仁义持定的为圣人，既合天地之德，又合日月之明。
当然，二程兄弟从中悟出的道理更为丰富。
比如，圣人以天地为心，“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所以，设庠序聚邑人子以教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圣人。
如何才能培养出圣人呢？二程穷其所学，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六字。
这六字虽为朱熹之语，但“天理”一词却出于程颐。
他认为“万物皆出于理”，“有理则有气”。而且“性即理也”，人性本善，由于所禀之气不同，人性遂有善恶之分（柏拉图可引为知己了）。
浊气和恶性其实都是人欲，人欲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使天理不存。
因此教人“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专心“穷理”；要穷理需要“致知”，致知的方法是“格物”；而格物需要静心，静心方能内感于物而识其理；而要做到静心，灭人欲就是必须的了。
由此可得出一个结论，那便是“无人欲即皆天理”。
可能程颐太自满于自己的崇高见解了——的确，在两程之前，包括周敦颐在内，很少如此逻辑性地去阐释一个道理，以至于将周敦颐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猜测性理解，与“无人欲即皆天理”挂起钩来，非要将人欲之罪由女人来承担，“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比如寡妇，她不能再嫁，因为再嫁就是失节。
当然以程颐的聪明，他不可能不理解失节的事儿男人也常常有的，但干吗非认定女人再嫁就是失节呢？
当然，程颐在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一命题时，一定不是特定针对寡妇再嫁的，但他反对寡妇再嫁的事儿，让他与此难脱干系，也不能怪我们在这里非要与他过不去了。
不仅如此，程颐也听不得包含赞美女人的诗句，当他听到“梦魂惯得无拘束，又踏杨花谢娘桥”时，变色而曰：“鬼语，鬼语。”
不知道程颐是真的认为要存天理就必须灭人欲，还是为了表示自己学问的高深而非这样说不可。
不过，即使在程颐的时代，他的一套也不见得所有人听得惯，写出很多风流倜傥诗词的苏东坡，就曾经猛烈地攻击过他。
使程颐的理学成为正统的是他的门徒朱熹（公元－年）。
朱熹年轻时热心过道学和佛学，公元年，18的朱熹参加乡贡，以辨析佛学禅宗学说被录取，次年中进士，又三年任职泉州同安县主簿，赴任途中拜见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公元年，31岁的朱熹开始拜李侗研习程颐理学。
朱熹由道佛入理学之门，理学的命运开始转变，也开始了与中国命运的结合。
朱熹对理学发展的贡献，不在于他在周、程基础上对理学的基本范畴做了怎样的深入，而在于他通过自己的著书讲学生涯。
在朱熹自举进士到忧愤而死的五十年生涯中，经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先后任同安县主簿、开学博士侍次、知南康军、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南康军太守、秘阁修撰等共九年，任焕章阁侍制兼侍为宁宗讲《大学》四十日。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著书生活。
他将理学渗透于儒学的主要经典，并将理学、道学、佛学中与儒学基本一致的观念和思想，通过对儒学经典的注疏而成为儒学的组成部分。
除了通过他的记述而使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命题得以流传后世外，对理学所作得纯学术贡献尽管也十分伟大，但成就他历史地位的，还是用理学来阐释儒家经典的40年学者生涯。
在40年学者生涯中，朱熹做了一个学者所能做的最了不起的工作，一边著书，一边讲学，先后著书27种共计余卷，主要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等。
他对《论语》和《孟子》按照理学重新解释，还对《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做理学释义，形成著名的四书。
这些成就不仅使程朱理学成为显学，还为他赢得了孟子之后年来才出一位圣人的声誉，并惠及程颐。
宋代的这两位圣人，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一起，构成中国自尧以来由11人组成的圣人“道统”。
因朱熹注疏《四书章句集注》的缘故，《论语》和《孟子》，由唐代时的兼经逐渐上升为大经，明代时，并成为官方规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依据。
朱熹一个人对于理学的强烈爱好与孜孜不倦精神，将儒家经典在理学之缸中进行了形而上的“腌制”后，浩瀚的儒学思想，只剩下两本语录、两篇议论文构成的腌肉了，四书集注是它的味道。
腌制与阉割不同，董仲舒将儒家思想阉割，只不过使儒家思想失去了生机，而朱熹的腌制却使儒家思想变了味，有了柏杨所称的酱缸中的味道，酸酸的。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激进思想者们闻起它来是又酸又臭，因此鲁迅甘愿成为茅坑里的石头——用来痛击礼教的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被腌制以后，就没有儒家思想了。
儒家思想还在《易经》、《诗经》、《春秋》、《尚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里好端端地放着，并被供奉于朝堂之上。
而在朝堂真正发挥作用的，却不是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曾充满活力和积极进取精神的儒家学说，而是被董仲舒阉割、并被朱熹腌制后成为道学的理学——以仕途腾达为目标的士大夫们的官场学问。
从此之后直到近代的约年时间里，日臻成熟的官场学问，在背离孔孟之学仁政传统的同时，也使专门以当官为职业的大多数各级政府官员们，背离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他们除了还需要继续用孔孟之道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君子之外，剩下的便是用孔孟之道去证明阻碍自己飞黄腾达者是小人了。
孔子地下有知，不知该做何感想。
积极进取和人文精神的丧失，一而再再而三地使南宋的主政大臣们，将背信弃义看作是个人立功的机会；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使一些帝王，将残暴地对待人民看作是实施王道的重要措施；更一而再再而三地使一批儒生士大夫们，将变革及变法看作是有违祖宗之法的罪恶行为而给予猛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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