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毅
一
韩非子是战国时期韩国人，荀子的学生，李斯的同窗。由于口吃，不大能讲话，但能写文章。他的政论文写得条理清楚，分析深刻，很有说服力。
他的著作流传到了秦国，秦始皇看了十分欣赏，说，我能有机会见到写这文章的作者，死了也不感到一生有什么遗憾。李斯告诉他，韩非子是他的同学。
后来，秦国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子出使秦国，秦始皇得见韩非子喜不自胜，准备重用他。这时，李斯感到了危机，认为韩非子会取代他，他会失势，便设法害死了他。
韩非子是个悲剧人物，他在韩国时曾多次上书韩王，要求变法，意在富国强兵。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写道：
“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著书十余万言。
然而韩王陈腐守旧，始终未能采纳韩非子的谏议，使韩非子十分失望。
司马迁说：
韩非子“喜刑名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刑”，犹言现在的法学；"名”犹言现在的逻辑学。“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老”实际上就是道家学派的代称。战国诸子有一种风气，喜欢拉古代的名人来壮声威，儒家尊尧、舜为圣人，道家就搬出黄帝来说成是自家远祖。
黄帝很遥远，说不清楚，不能乱讲。老子是讲"道”的，这个"道”既指自然法则，又指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运用而生的社会法则。老子曾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一说法倒是很符合韩非子的胃口的。从自然法则到社会法则，这个“法”就成了维护社会秩序，治理“刍狗”的工具。
如果说黄老与韩非子有什么源流关系，也只能由"道”而"法”去做解释，如此而已。
至于韩非子本人的思想主张是怎样的，只有从其文章中见出。
二
韩非子所著文论颇多，《老子韩非列传》中就列出了《孤愤》、《五蠧》、《内外储》、《说林》《说难》等篇章。司马迁只全文引录了《说难》一文，其他只字不见。大概做为文人，司马迁有兔死狐悲之感，深知著文游说之不易。例如这部《史记》，虽为天下奇书，几乎将中华古代社会文化涵盖殆尽，但读这本书的现代人却廖廖无几。且不说读了之后信不信，领悟深不深，而不读的人便完全不知所云。
司马迁满含宫刑的屈辱，点着生命之灯完成这部旷世著作，但他潜意识中却担心无人解其中之味，真是难为了这位呕心沥血的先贤仁人。
他的这种担心，显然是受了韩非《说难》的影响。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使他深感"说难”；而到了秦国，也未能一下子打动秦王，结果死在了同窗李斯手上。真可谓“说难”也乎哉！故而司马迁全文引用以表感同身受。
《说难》中有三个故事和一个比喻很有趣，品读如下。
第一个故事：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兄弟之国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
引文中的"胡”，应为春秋时诸侯国名，在今河南郾城一带，非北方民族"胡人”之"胡”。
这个关其思死得稀里糊涂的，明明是宋君问话，他据实回答，却惹怒了国君，挨了刀子。为什么会是这样？韩非有言：
“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语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所匿之事，就是国君内心所隐藏的秘密。这秘密被你捅漏了，不死才怪。故《易经》中告诫我们"扎紧口袋”，长着嘴巴可以想吃啥吃啥，不能想说啥说啥，小心撞在枪口上。而这也就是韩非子所津津乐道的"术”：国君的心事不能随便揣测，该说假话时不说也不对。
第二个故事：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难在了知道后能不能说，则第二个故事难在处于什么境遇、充当什么角色而能不能说。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道理，韩非特意举了春秋时秦国大夫绕朝的例子。绕朝曾识破晋国诡计，劝谏秦君不要上当，但他未得秦君信任，被杀了。假如是秦国君儿子做出这样的预言，那就成为超天才了。
第三个故事：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瑕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瑕色衰爱驰，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君车，又尝啖我以余桃。”
卫君对一个人的前后态度变化为什么会这样大？“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
这个故事启发那些说客辩士们要认真观察对方情感的爱憎而定度当说不当说。祸之所以从口出，有时是不观言、不察色造成的。
一个比喻：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子说准了文人的要害，因为“逆龙鳞”而遭戮者，从古到今数不胜数。不知情者谓君王残暴，而知情者慨叹骚客之轻狂。比较起来还是汉代张良道行深，刘邦不问，他是不会轻易地讲出自己的计谋，他知道有个急用不急用的问题。像晁错那种被“清君侧”的牺牲品，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死了只能说活该。
三
韩非子在《五蠹》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
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
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今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
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
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
这段引文的主题句就是末尾四句，圣人不希望依照古制，不效法陈规，而是因应当前的形势，采取相应的办法。为了将这个中心思想说透，韩非子还特意编了一个"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无情地嘲讽那些"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守旧复古派"，认为他们"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的观点与老庄思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庄子在《胠箧》一文中论述道：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毋庸讳言，庄子是在开历史倒车，认为"构木为巢”、"钻燧取火”、“结绳记事”，那才是理想的社会。他说"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特别是老庄强烈要求废除文字而恢复结绳记事，韩非子坚决反对。为此，他特意提到了黄帝时代那位创造文字的史官：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也。”
“私”的本字作“厶”，自相环绕，象征为自己着想；"公"从"八”从"厶”，“八”乃背离"厶"之意。这种表达复杂思想的文字，又岂是"结绳”所能替代了的。可见复辟倒退是行不通的。
然而，一种思想学说最怕钻牛角尖。本来老子是最讲辩证法的，唯独在复古方面死板教条，非要重回娘肚子里。韩非子同样是一头撞在南墙上，像螳螂一样知进不知退。如果两种理论中和一下又如何？往前冲的同时也要回顾历史，历史是一面镜子；而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向前，更快地成长。
四
韩非子的理论不仅与老庄针锋相对，而且与孔子势成水火。他十分明确地打出了反孔的旗号，全盘否定仁政德治。他在《五蠹》中讲了几个有关孔子的例证，有一定力度。他说：
“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悦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
韩非子所说的是实情。孔子一生传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只有颜回一人三月不违仁。他周游列国十四年，诸侯们不买账。因为春秋末期已进入了乱世，周王朝成了空架子，诸侯们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兼并战争打得热火朝天。此时讲仁曰义，是有些不合时宜，跟着孔子传播儒道的人也确实不多。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仁者寡、义者难”。
我们回头看，周王朝就是靠着仁政德治维系统治八百年，而且儒学就是周公所创，是周王朝的思想理论武器。孔子是儒学的继承者，按他自己的说法，仅只“述而不作”。荀子是孔子的信徒，他讲礼法，同时也讲仁义。不能说仁义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韩非子又说：
"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子直臣，父之暴子也。”
举这个例证，算是打在了孔子的“七寸”上了。孔子当时否定了这个楚国告发其父偷羊的"直躬”者，说我们那里不是这样，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孔子这样说，维护了孝道，张显了亲情仁爱。但问题是这样做一旦助长了偷人的恶劣行为、损害了他人利益，怎么办？面对国法和孝道，若维护国法，则“直躬者"就成了不孝子；若遵循孝道，“直躬者”就是“直于君而曲于父”的大义灭亲的人。韩非子主张以法治国，当然认为法大于孝。
为了进一步说明法大于孝的道理，韩非子又举了一个反例：
“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韩非子所批驳者，正是仁政的不足之处，从而也说明孝不可大于法、个人不可大于国家的道理。就是说，仁政德治的施行是受时空限制的，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在黎民百姓所生活的范围内，矛盾属于人民内部者，讲仁义宜于和谐，这也就是韩非子所谓“匹夫之行”；如果孝道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则必须以国家利益为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五
韩非子著文所反对的五种人，被他称为“五蠹”，即五种蛆虫，指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民。韩非子说：
“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
孔子、老子、庄子应属于学者一类。言谈者应指说客辩士，苏秦、张仪是也。带剑者荆轲、秦舞阳之属。患御者，直解为逃避服兵役的人，引申为黑社会之流。至于工商之民，从商鞅到晁错、贾谊都是主张坚决打击的对象。韩非子认为：
"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他讲得十分严重。那么反过来看，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概括起来应该是三个字：法、术、势。
先来看“法”
韩非子是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所谓法家，首先指的是主张"帝王至上”的政治路线，处处维护“人主”的利益，打破世袭的贵族制，建立中央集权制。秦王朝的模式实际上就是来自于韩非子的理论。
另外，法家的“法”指刑法。他说：
“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
韩非子是荀子学生，他从"性恶论”中引申岀了"性私论”，他认为防止人的私欲就要用到严刑酷罚，“使民畏之”。激发人们趋利，那就要用厚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就是所谓信赏必罚。
其次看“术”
韩非子在《奸劫弑臣》一文中说：
“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是以左右近习之臣，知伪诈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奸私之行，尽力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与比周妄毁誉以求安，是犹负千钓之重陷于不测之渊而求生也，必不几矣。百官之吏亦知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犹上高陵之颠堕峻溪之下而求生，必不几矣。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虚言惑主，而百官安敢以贪渔下？是以臣得陈其忠而不弊，下得守其职而不怨。”
如果说无“法”而方向不明，而无“术”则不能保证法行。术，就是指驭官之术，若百官不能去奸除私，行清廉方正之法，个个都成贪腐分子，则以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刑罚掌握在百官手中，人主没有权术控制他们认真执法，则法律就成了手电筒，只照百姓不照百官，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然后看“势”
韩非子在《五蠹》中写道：
“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而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引文中的"势”，就是指权势、势力。韩非子认为推行法令，就得使用权术，使用权术而没有势力是不行的。鲁哀公这样的无能之辈之所以能管得了孔子，就是因为有权势。否则，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国君，如果失去了国君的地位，恐怕连三个人也管不了，更别说管理天下了。
综上所述，韩非子认为法、术、势是封建专制之国君的三件法宝。只有恰当地运用这三件法宝，才能从割据的诸侯贵族制走向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但矫枉常常过正，秦王朝之所以短命，就是因为完全听信韩非子和李斯那一套，将行仁义的儒生给活埋了，将智慧结晶的书给焚烧了，偏执于一端，正所谓“天要让你亡，必先让你狂”；而且对百姓实行苛酷的刑法，天下人不堪重负，才在陈胜领导下，举着木棒造反，推翻了它。
所以说，一种学说，一种主张，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不能一条道走到黑。要与其他学说参互观摩，取长补短。
既然韩非子的思想理论归本于黄老学派，那就要学会正反面看待事物。老子《道德经》不啻讲道，更讲了辩证法，为何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