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遇到一扇被锁的门，要想打开锁，一般情况下，盯着锁眼看是没有用的。钥匙一定不在锁眼上，那样就等于是没有锁。那么，钥匙一定在别处。
要想了解中国文化，要想回答门口保安的终极追问。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阅读原始经典是一条路。捧起那些晦涩的五经四书。语言的障碍是一座高山，即便字都认识，说的啥，还是一个头两个大。比如《论语》，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体例，不知道当时的语境，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针对什么人说得，云里雾里。而在所有的经典中，《左传》正是打开这些中华文明元典的一把钥匙。
《左传》是啥？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相当于是《春秋》的教辅。另外两部是《公羊传》《谷梁传》，都是西汉之后出来的。
《春秋》又是啥？说起来，这可是影响中国历史的第一大著，一部鲁国的断代史，自鲁隐公元年（前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左传》记载史事较《春秋》明备，下续至哀公二十七（公元前）年终，共二百五十五年。
用人的成长来比喻，春秋这段历史，相当于中华文明的“小升初”，从蒙昧时代苏醒；周天子以血缘为纽带、以周礼为秩序的温情脉脉社会体系逐渐瓦解，也就是孔子说的“礼崩乐坏”；战国时期就是中国的青春期，躁动、叛逆、探索……到了秦一统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汉承秦制，集大成，完成了帝国中央集权体制，中国算是进入成年；唐宋达到顶峰的壮年，也是人类历史农耕文明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到了明清，基本上是帝国的落日余晖，垂垂老矣，最后寿终正寝。风起云涌，嬗变迭代，中华文明步入现代社会。
传说《春秋》是经过孔子的修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门一直有“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笃定。
历朝历代《春秋》的地位在儒家典籍里最重要，汉以后的大一统王朝，以儒家为正朔，薄薄的《春秋》基本上等同于国家宪法的位置，是办案的依据。春秋之学成为显学。就像现在大数据一样，备受推崇。而且比大数据的学问还有用，读好了，小可以安身立命，大可以安邦定国。比如公羊学大家董仲舒，退休下来，也能成为皇帝的高级幕僚。退居二线的董仲舒，经常给前来咨询的晚辈，提供的司法解释。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决狱》（相当于司法办案汇编，这本书没流传下来，只能从别的著作摘引中体会一下），举个栗子：
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之。
甲当何论？
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guǒ）蠃（luǒ）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
诏：不当坐。
翻译一下：某甲没儿子，在路边捡了个弃婴，收养下来，叫作某乙。某乙长大成人之后，有一回犯了罪，杀了人，回家之后就把犯罪经过如实告诉了养父某甲。某甲知道事情不妙，就把养子某乙窝藏起来。
董仲舒的回答：某乙虽然不是某甲的亲生儿子，但这种父子关系我们是应该肯定的。《诗经》说：“螟蛉有儿子，土蜂背起它。”《春秋》的道理是：父亲天经地义地要为儿子的过错做遮掩。所以，养父某甲应当藏匿养子某乙，这是没有错的，不应判罪。
皇帝下的诏书总结说：“那就没某甲什么事了。”
看来，学好《春秋》还能救命，作用不可谓不大。可是《春秋》太难懂，太简略，一年的记录也就那么几个字、十几个字。被大学者章学诚称之谓“笔削”之法，“笔”是记录什么，“削”是不记录什么，微言大义。加上阴阳五行的这套神秘主义的门槛，一顿忽悠，玄之又玄，不瘸也给忽悠瘸了。
新年伊始，也立个Flag！在这一年里，逐字逐句地读一回《左传》。脚踩西瓜皮，写到哪里算哪里。力争生动有趣，因为左传基本就是一则则小故事构成的。魏晋时期的名将杜预，这位灭掉东吴的统帅，一生酷爱《左传》，据说是随身携带，并有《春秋左氏传传集解》传世，是权威解读本。曹操爱《孙子兵法》，他要站在战略性高度思考问题。具体到行军打仗，《孙子兵法》没有《左传》更能在操作层面给人启示。据说，战神吴起也爱《左传》。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过五关斩六将、拖到斩蔡阳”的关羽关武圣人，更有可能的是，为了对抗“好吃不如饺子，好玩不如嫂子”的诱惑，千里走单骑找哥哥时，夜里捧读的更应该是《左传》，行军打仗，具体安排，比《春秋》更实用。一个武将，关老爷不是儒生，研究《春秋》，还是有点难度。但，到了罗贯中的时代，为了高大武圣人的光辉形象，读《春秋》是最好的形象包装，怎么能让武圣人读《左传》呢。《左传》一直都没有成为官学，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汉朝国祚几百年，一直是公羊学或者谷梁学派轮流坐庄；直到韩愈之后，左传才慢慢被重视和流传起来。
《左传》传说是史官左丘明所作，年代要久一些，但并不可靠。中古之前，社会不像现代，一本书有个明确的作者，拥有著作权。而且侵权和抄袭都会被人所不齿，而且可以诉诸到法院寻求帮助。那时候，纸还没有发明，知识传播没有现在方便。基本上是口耳相传，一代代传下来，在时间长河里，逐渐定型而又被改造着。夹带私货、篡改、笔误等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今本《竹书纪年》和古本《竹书纪年》有很大的不同，重见天日的“睡虎地秦简”、“清华简”与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同样的著述，文本很大的不同。
比如《道德经》，目前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这是部产生于战国时代，多次加工的集体创作文本。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大概率是为了增加影响力而杜撰出来的传奇。每门每派，都有拔高和神化本门祖师爷的冲动，天性使然。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这是孩子们经常争论的焦点，如果不行，那么我爷爷比你爷爷厉害，或者我祖上比你祖上风光，都是常有的争论。
读《左传》是为了解那些比《左传》更流行的经典，掌握一把打开古代世界大门的钥匙。比如《论语》，放到当事人的环境里去理解，或许更有趣，更多一些思考。比如：《论语》里鲁定公问孔子“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时，孔子的回答明显是在“骑墙”式回答，没有接定公跑过来的“橄榄枝”，如果不把这句放到当时的分封制度，鲁国当时的政务被“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把持，作为虚君的鲁君的无奈，想有所作为。而孔子当时已经是一名政坛老将了，也曾经追随逃亡到齐国的定公先君——鲁昭公。鲁定公是在试探和诚邀孔子达成政治联盟，毕竟他也有“堕三都”，削弱贵族势力的政举。撇开这些谈“一言兴邦”，不是想夹带自己的私货，达成某种目的；就是瞎扯几把淡，装个饱学之士，忽悠点学费之类的钱财。
再比如，孔子为什么说：不学诗，无以言。《诗经》在那时的贵族中日常交往和政治外交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不引用诗经，把话委婉地说出来，而是直不楞登讲，则被认为是“非礼”，不符合要求。这相当于是旧时候相声界的“春典”，是一套“黑话”系统。
还有，孔子为什么批评诗经里的“郑风”是靡靡之音？如果了解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郑国的遭遇，郑国国事又是被“七穆”所把持，这是接文艺批评的机会抱怨一下发泄一下情绪罢了。
当然，“国学大师”们会给出当下的解读，有的解释成励志鸡汤，不明觉厉；有的解释成人生至高无上的道理，站在道德的高峰，颐指气使。这样解读，也不能说错，毕竟，经典就是拿来被重新诠释的。
但，如果能还原历史，把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场景，是不是多了一层理解，多了一份求索呢。虽然历史不能还原，但至少能同理心一下古人当时当地的语境，对人性，对经典，对真实，多一分了解，多一分亲近。也更能鉴往知来，丰润自我。并且，顺便回忆一下“滚铁环、踢毽子”时代的文明童年，不失为一种美好，一份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