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第四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段话，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翻译为，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到三十岁，即小有所成，能够自立；四十岁，[有了一定的知识，]不致迷惑；五十岁，得知天命；六十岁，一听别人说话，便可分辨是忠言还是巧言；到了七十岁，便随心所欲，任何念头都不会越出规矩。”钱穆《论语新解》翻译为，先生说：“我十五岁时，始有志于学。到三十岁，能坚定自立了。到四十，我对一切道理，能通达不再有疑惑。到五十，我能知道什么是天命了。到六十，凡我一切听到的，都能明白贯通，不再感到于心有违逆。到七十，我只放任我心所欲，也不会有逾越规矩法度之处了。”
杨逢彬和钱穆翻译的区别在于，杨逢彬把“有志于学”解释为“有志于学问”，而钱穆则没有展开解释。
“十有五而志于学”，这里的“学”到底是什么，是杨逢彬理解的“学问”吗？
单纯从这段话来看，杨逢彬的解释可以说得通。但是也让人产生疑惑。孔子为何“十有五”才“有志于学”？又为何他一开始就“有志于学问”，但是他后来又汲汲于从政呢？
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仅仅在“学”上面找答案。《述而》第六则，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子张》第六则，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罕》第三十则，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从这几则，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所说的“学”和“道”密切关联，而“志”也和“立”密切关联。
钱穆在《论语新解》中认为，孔子这段话实际上是描述他治学境界的层层递进，我认为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认为这段话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也就是孔子谈论的是他的治学历程和治学之道，而不是分开作为每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的具体的事情。
周海春的《论语》哲学认为，《论语》里的“学”具有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这里的“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学问”，而是“道”。“志于学”实际上就是“志于道”。
孔子说这段话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用这几个年龄阶段，描述自己求学问道的过程和收获。对于孔子本人来说，这可以算得上是他的一份自传。但是孔子的求学具有普遍意义，所以后来他的描述成为人们检视自己的一种标准和尺度。
孔子被后人称为“至圣先师”，虽然这不一定完全是他的初心。对于孔子来说，如果“邦有道”，他是宁可出仕的，选择做老师，于他实在是无奈之举。
虽然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但是他一辈子勤奋好学，而且把求学不仅作为知识的学习，而是作为人格修养，对于“仁”的追求，所以他的“学”就超出了一般的对于知识和技能的获取，而具有“道”的本体的意义了。
老子的《道德经》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孔子“有志于学”似乎和老子的观点完全相反，实则不然。
老子这句话在后世往往被误解，以为学习反而离道越来越远，不学反而可以得道。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对老子的话断章取义。
《道德经》里这句话的原文是“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的原意是“为学”最终的结果是“无不为”，这和孔子“为学”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不是完全一样吗？
孔子和老子的表述，表面上不同，最后通往的都是“道”和“德”。只是老子更注重看到“学”和“不学”之间的辩证法，以“不学”为“学”，直奔本体的“道”。而孔子更强调“学”的具体过程，笃定志向，踏实进取，不断进阶，最终也顺利得道。
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后像孔子一样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少之又少，但是他指示的学习途径是正确的，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借鉴。他的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终身学习，求学问道，不管结果如何，都是没有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