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君匋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融诗、书、画、印于一身的艺术家，同时在艺术收藏、音乐出版也有着卓出的成就。
为纪念钱君匋诞辰周年，由上海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和旅游局、桐乡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海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以“艺兼众美”为题的钱君匋艺术文献展从4月底到现在一直在上海城市创艺空间公开展出。
在近日举办的“海派映照下的江南文化大家——艺兼众美：钱君匋艺术文献展研讨会”上，来自上海、浙江的人文与艺术界、钱君匋先生的家人与弟子等就钱君匋先生的艺术成就及与江南文化的关系等进行了座谈研讨。以下为发言摘要。
毛时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艺兼众美，必须友交群贤
我和钱先生是萍水相逢，就是在不同场合打照面，握手，说几句问候的话。我收有一些奇特古怪的东西，这也是很显示他为人的。邓伟志先生开研讨会，出一本名叫《我就是我》的文集。他送了我们每人一把石壶。没想到，打开装石壶盒子的盒盖，上面贴着那么一张红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邓伟志作品研讨会”，是钱先生亲自用钢笔隶书写的，还用钢笔模仿一方绿豆大的印章。每人一把，足见其为人的热情可爱。
现在文献展是非常流行的展览的方式，它不是单纯的作品展，作品和文献相得益彰，能比较完整展现、复原艺术家创作与时代与自己的人文环境的关系。但是现在不少的文献展没有货真价值的文献，也缺少有代表性的原作，或者仅有几件复制品。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个“文字展”。因为没有货真价值的原作、文献，名声旗号很大，看了以后颇为失落。这个你搞的人要有眼光，一定要有比较强大的家族的，还有后方的这种资源的支持、支撑。
钱君匋（年-年）
这次钱君匋《艺兼众美》文献展览，规模虽然不是很大，但非常扎实、耐看。对钱先生这样的大家，文献展能兼顾他的方方面面，而且方方面面都有真枪实弹、货真价实的东西拿出来，包括他的收藏，我看到八大山人、齐白石的作品，我有激动欲哭的兴奋，很有震撼力。还有许多如雷贯耳的大家的书信，带着浓浓的情意。对钱先生本身的艺术的展示，涉及了书法、国画、篆刻、书籍装帧……也非常全面。
这个展览的名称叫“艺兼众美”，很值得玩味。为什么钱先生能够在那样的时代艺兼众美？很重要的就是他“友交群贤”。交到了许多一时之选、堪称“良师”的朋友。他的朋友非常非常上档次。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一笔极其重要的文化财富。这次展出的大量书信，名家手笔，保存完好，非常难得。既可亲睹信手拈来的名家墨迹，又可一窥名家们暖心的人情，最重要的是非常详尽的展现了钱君匋先生的广泛人脉，用今天的画就是关系网、朋友圈。
他的画风完全是“吴门画派”的衣钵，金石味的苍劲雄浑、大写意自由放纵。画家吕凤子先生直接把他带到吴昌硕门下。他对于海派绘画的理解不是靠看展览甚至看画册，而是耳提面命的直接的亲炙。画中散发出来的吴门气息就特别的正宗，毫无造作和伪饰的成分。这种广泛的交友就熏陶出了眼界、胸襟和品格。眼界开阔，从印来说，它是印宗秦汉，从源头往下到明清，“印”的格调很高。印宗秦汉好比诗中唐宋。他的书籍装帧设计非常有特点。他装帧设计的那个时代，正好是包豪斯现代主义流行的时代。除了极简主义之外，他对于汉字进行了富有现代造型的处理。他形成了注重汉字平面空间切割的风格。在这种风格布局里，他找到了现代韵味的处理方式。这种现代感就是“海派文化”“都市文化”对于时尚和创新的刻意追求。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大家”，就这种类型的“大家”，今后是不太会有的。他和丰子恺先生，和弘一法师李叔同交往。他们都对现代中国音乐发展有很深刻的建树，特别是普及和传播。这种建树又影响到钱君匋先生，对西洋音乐的理解和对西洋音乐的传播方式，在当代中国的那种普及。但是这种传播再后来就不会有的。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艺兼众美必须友交群贤。你友交群贤自然而然你就有一种眼界，一种胸襟，一种视野，有了这种眼界、胸襟、视野人就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了。
钱君匋《热带紫花》
周武（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江南文化研究专家）：
钱君匋的艺术体现了海派文化的“融汇”精神
我跟钱先生没有什么交集，我是在研究上海、研究江南文化的过程中才接触到钱先生，发现他是无法忽视的一个存在。这个展览名称“艺兼众美”四个字我特别喜欢，因为它恰当地反映出钱先生多方面的艺术成就。需要追问的是，钱先生何以能够“艺兼众美”？我以为这显然得益于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滋养孕育。现在谈海派文化，谈江南文化太多了，但似乎很少有人追问江南文化最根本的精髓是什么？或者说江南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是什么？
我一直有个看法，认为江南这个地方在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当中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区域。江南地理空间上开放的格局，赋予江南这个地方的人，江南的文化，什么样的一种精神呢？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融汇。我们现在讲的江南文化，其实是由吴文化、越文化跟徽文化融汇而成的，江南区域内部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三种文化融汇在一起，才形成一个可辨识的区域文化共同体。当然，这个区域文化共同体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开埠以前和开埠以后就大不相同。上海开埠之前，江南的文化中心在苏州。但是，上海开埠后，苏州的中心地位就被上海取代了。在这个过程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资本和信息及其他各种文化资源开始向上海集聚，上海因此而成为“新学枢纽之所”。开埠之前上海不用说没法跟苏州和杭州比，实际上也没法跟嘉兴、常州、松江比，这些地方的文化底蕴都比上海要深厚得多，艺文风气更盛。那个时候江南地区的金石书画家、作家、戏剧家大多活跃在在上海周边这些城市中，上海不与焉。开埠以后，特别是太平军“闯入”江南之后，原先活跃在上海周边地区的这些文化人，包括金石书画家开始向上海迁徙，比如吴门派、浙派、扬州派、金陵派的画家开始齐聚上海，“海上画派”，海派就是这么出来的。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张鸣珂的《寒松阁谈艺琐录》，王韬的《瀛濡杂志》，以及杨逸的《海上墨林》等，就清楚了。现在通常把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寻找生活和工作机会的人叫“北漂一族”，过去可不是这样，是“沪漂”。在“沪漂一族”中，当然也包括来自各地，特别是江南地区的金石书画家。他们“沪漂”到上海，是没有人给他们发工资的，要生存，全靠他们自己，靠自己的才艺来赢得并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年1月1日参观潘天寿画展后摄于杭州
钱君匋先生也属于“沪漂一族”，不过，他沪漂的时代跟他的前辈们有所不同，那个时候的上海已经是世界性都会。正是在这个时代，他和许许多多“沪漂”的才华得以充分绽放。譬如，茅盾就是很典型的一例，他年到上海的时候刚从学校毕业，还是一个小年轻，但借助商务印书馆这个机构，他的文学才能才得以施展出来，并很快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主将之一。再如，鲁迅尽管对上海有许多非常严苛的批评，但他最后十年却是在上海度过的。有人甚至说一部上海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国新文学史，话虽不免有些夸张，但上海在新文学版图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上海的包容性使上海成为各路精英的荟萃之地。早在年左右，上海就有媒体称，上海是江南“新人文渊薮”。这个“新”字不单是指空间的位移，更是指有别于过去江南人文渊薮苏州的格局和气象。
郦国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文艺评论家）：书缘、渊源与情缘
我与钱先生的第一个缘，是书缘。我的中学时代在华东师大附中。我爱好音乐，初中就是学校乐队的。我在附中图书馆借阅过先生写的乐理普及读物，这是我读的第一本音乐启蒙书籍。想来先生这方面的著作可能也是西方现代乐理在中国较早的传播吧。今天来，带着一份怀旧的念想，想看看展览中能不能见到自己青少年时代读过这些书，可惜未找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高中毕业分到新华书店工作，又去过新闻出版五七干校，有机会看到过先生装帧设计的一些书。恢复高考，进了复旦，毕业后在《文汇报》从事出版领城的报道和《读书周报》的编辑工作。这时的书缘，是找先生装帧设计的善本来观赏。搞报纸自然与先生有采访和稿件上的往来，这就有了稿缘。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几个好友与先生熟稔，我也经常跟他们一起陪先生吃饭、喝茶、聊天、谈艺……除了向先生求教，更多是听先生神聊，天南地北、风物人情、掌故轶闻、无所不谈。这自然就有了情缘。与先生聊天的内容不少记不得了，可一句话怎么也忘不了。记得有一次先生高兴了，悄悄跟我说：“我跟鲁迅吃过老酒，帮毛主席刻过名章……这也好算是后无来者吧！”
鲁迅致君匋信札
当然，先生自己不会多说，但众所周知：鲁迅先生特别推祟先生的书籍装帧，而伟人用先生篆刻的名章的，又岂止是毛泽东一位。仅凭这点，就已经充分说明了钱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史上的地位。
这次展览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渊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