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的公司治理理论：早期，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之间的制衡机制以及它们与经理层之间的关系。
广义的公司治理理论：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公司治理，不再是股东对经营者的制衡，涉及到广泛的利益相关者。
英雄别走，本文不讲这个！
本文讲一点简单而又实用的精髓，通过电视剧《天道》讲一讲创业期的公司治理的逻辑是什么？
治理：始于人性，终于制度。
公司治理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对自利的人性约束.
人性中的善变是公司治理的重要思想基础。正是因为人们会破坏自己的承诺，会此一时、彼一时，所以，企业治理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治理机制来对他人的行为进行约束，从而保护企业的利益。公司治理必须在理解人性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治理机制，防范这些冲突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
如何看待人性？
一谈起人性，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人本性上的善良或者恶的。我们有时候会说这个人好，那个人坏，和他在一起一定会吃亏上当。看第一遍的时候非常讨厌刘冰，其次是叶晓明。这都基于我自己的主观朴素的感受。然而，用这种朴素的意识去思考治理机制这类问题是不够的。
我的老师袁敏教授在课上最喜欢念叨半句话：“人之初”，一开始全班同学会异口同声的回应：“性本善”，然后袁教授会回应报以意味深长的笑。一个学期过后，同学们再次听到”人之初”三个字的时候有人仍会回应“性本善，有人会停顿一下，有人会迟疑一下，有人开始思考。我想袁教授的初衷应该是达成了，当同学们不再只以仅从善或者恶角度来看待人性，这应该是在课堂上传授的最宝贵精神了。
王庙村的那些村民，比如刘大爷和周国正。他们是非常淳朴的，他们的吃苦耐劳非常令人尊敬。但就是这些淳朴的人，在利益面前，会不会短视，会不会有见利忘义的行为？稍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是不敢确定的。
人性有善的部分，也有恶的部分（有恶才有善），但是终究还是趋利的。所谓的善良，无非就是多背负一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艰难。一个人在与他人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能做到适可而止，就已经不错了。但究竟要为交易对手背负多少艰难，才算是“善良”；背负多少艰难的人，才是所谓的“好人”。
我们扪心自问：遇到利益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多大程度上做到“温良恭俭让”？如果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恪守圣贤之道，又凭什么要求别人一定品性高尚呢？
公司治理必须要超越简单的是非善恶，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更加冷静地去理解制度的意义。在设计机制时，把对手假定为“坏人”，把制度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公司治理就是要建立制度就是要约束那些“坏行为”。这些坏行为包括：不诚信，不守约，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
中国人讲：先小人，后君子。就是说：“做小人是在交易之前，要把各种可能的后果都想到，尽可能事先把它们说清楚，订好合约；做君子，是在订约之后。订了约，就要守约；而且，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替他人着想，能让一步就尽量让一步。”中国古人的这句古训已经把商业智慧和做人之道都讲清了。然而，我们常常会忽视这条古训，往往是“先君子，后小人”。
总之，公司治理的制度就是针对的是“最坏的人”和“最坏的行为”，那么这个制度一定是好制度。好人自然会遵守制度，并且很有安全感；坏人想钻制度的空子，却没有机会，他们成不了“坏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们都是好人（道德经里说：使智者不敢为，也不能为）。有句话说得好：好制度会把坏人变成好人，坏制度会诱导好人变成坏人。
利己与机会主义行为
与中国古代先贤相比，外国的经济学家对于人性的理解然比较简单点。其中，就是假定人性就是利己的，这也是现代经济学体系的建构基础（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
故事：
甲乙两位好朋友共同组建了一家公司。乙的技术非常好，而甲在说服人上很有天赋。于是甲乙组建了公司，股权平分。一开始他们合作得很好，一个一门心思做技术，一个去征服投资人和客户，大家都很满意。但是随着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两个人都面临着考验。
随着公司的壮大，加入公司的技术天才越来越多，乙的技术对公司来说越来越不重要，但是对甲来说公司规模越大，甲的天赋越却是施展的淋漓尽致。有一天投资人找上门了，投资人怂恿甲将乙踢出局，要么降低乙的股份。与此同时乙的父亲也在抱怨公司完全是靠自己儿子的技术发展起来的，甲凭什么和自己的儿子平起平坐？
甲原来在利益方面想得不多，但有了投资人的怂恿，每当干活很辛苦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利益分配的问题。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一回事。他原来是非常感激乙的，乙通过自己的技术和人脉为甲的职业之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但经过投资人的挑拨，甲的心开始动摇了，毕竟巨大的利益摆在那里。
甲和乙终于因发展思路和利益诉求的不同，矛盾开始明显化。最后双方你来我往弄得不可开交，最终诉诸于法院，虽然最后股权之争最后得到了解决，但是公司却丧失宝贵的发展时间，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决裂。
这个就是苹果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故事，也是FACEBOOK马克·扎克伯格和爱德华多·萨维林的故事，也是很多企业的故事。
爱多VCD的悲剧：好兄弟彻底闹翻。
“真功夫”乱局：小舅子和姐夫反目成仇。
“国美内战”：职业经理人黯然退出。
雷士照明“权斗戏”：兄弟相残，手足不顾。
家化夺权大战：“情投意合”却成“引狼入室”。
当当网“庆俞年”宫斗大戏：夫妻本是同林鸟，利益面前各自飞。
泛泛而言，甲和乙两位都是很不错的人。但这两个不错的人，合作成立公司之后也会产生利益之争。
事实上，很多企业的发展过程都和这家公司一样。在没有深入思考的情况下，就先动手干了起来。可是干着干着，当事人发现，很多事情和他们预想的不一样。人的利己动机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根源，而这又是由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决定的。我们改变不了人的本能，只能在接受人性的基础上，设计出有效的治理机制，来防范机会主义行为造成较大的伤害。
格律诗公司的核心产品是手工制作音箱箱体，从下料、制作、打磨，一直到喷漆。产品的竞争力在于廉价的劳动力，不计工本的投入，追求手工制造的精益求精，不放过任何瑕疵。这是机器化大生产的流水线无法做到的，而且因为批量小，机械化生产也不划算。这就是格律诗的生存空间。
如果是由我自己来创办格律诗，我会怎么做？我也许会走这样一条路：选一个生产场地，然后聘用那些合适的村民，让这些人来公司上班，要求他们每天完成既定的生产作业。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想象一下在生产场地里会发生什么呢？一定会产生非常高的监督成本。管理者们会不停地要求，不停地督促，但残次品难以杜绝，残次率居高不下，人工成本的优势会被消耗殆尽。
比这更麻烦的是，由于村里人都是亲戚连着亲戚，冯世杰想严格管理都很难做到。犯错的人是二大爷，你能把二大爷怎么办？开除他吗？
为什么二大爷会不断地出残次品？对于二大爷来说，他就是格律诗的工人，他认为自己就是打工者。干一天活，挣一天钱。这就是人性。无论入职前如何表态，入职后，在收入固定的情况下，对自己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节省劳动投入成本。差不多、过得去，就是减少投入的办法。
如果你采用的是计时工资，他就按时出工，但并不一定尽最大努力，不见得会精益求精。如果你采用计件工资，他就会追求产品的数量，质量上不会精益求精。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检察每一个环节的质量。当然，公司也可以采用下一道工序监督上一道工序的办法。但大家都是亲戚，检察员和下一道工序的负责人会认真对待二大爷吗？大概率不会。且不说那个检察员有可能是三大爷，三大爷没有激励去得罪二大爷。
反正花的都是股东的钱，用丁元英的话说，吃大户的心态，会把公司拖死。
欧阳雪没想到，所谓的帮忙原来仅仅是用她一个空头名字。不出资、不担风险，甚至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坐收红利。
欧阳雪问：“这样的好事，这人为什么是我？直接用你的名字不行吗？”
丁元英解释说：“不行，那就变味儿了，不但吃大户的心态会使这事很快垮掉，而且我这碗水也不好端了，端得再平也是不平。所以，我和小丹不能有任何经济利益在里面。
丁元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充分洞察了人性，并设计出了最有利于格律诗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利益结构。这种利益结构充满了治理机制，让二大爷和三大爷们的自利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无处藏身，这就是有效的治理结构。丁元英并没有让格律诗公司和农民之间形成雇佣关系。相反，他按照作业流程帮助农户形成了各自为战的生产单元，他帮助农户建立标准、规范作业流程。用今天流行的话，这叫“赋能”。
丁元英为王庙村的农户准备了“各种生产经营的文件，都是按农户的要求，根据各个农户提供的口头记录内容而分别起草的文件，有合伙企业章程、家庭产业股东权协定、家庭安全生产条例、农户之间的各种订购合同、各种工序价格表等等”。通过这些约定，市场法则开始约束这些沾亲带故的乡亲。他们不仅对上下游的农户严格要求，自利的动机也让他们开足马力、约束自身，完全没有了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古典经济学最著名的一句话,亚当·斯密:"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或是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