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如此说道：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文化。
黄指黄帝，老指老子。黄老之学始于战国而盛行于西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里屡以黄老并称。黄老之学兼容并包，认为“贵清静而民自定”。主张君主治国“无为而治”，掌握政治要领即可，因势义导不要作过多的干涉。还主张“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这些主张受到汉初统治者的赞赏。汉初主要大臣萧何、曹参、陈平等“好黄老之学”，施“无为之政”，当时恢复了经济，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黄老道家尊崇黄帝和老子，这当然不能说黄老道家的起源于黄帝时期或商周时期，但说黄帝、伊尹、辛甲、吕尚、鬻子等人的治世思想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源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春秋末期，老子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现实社会进行反思，写成了《道德经》一书，标志着道家学派从此诞生。而他的思想传人，有的继承了他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形成了老庄学派；有的继承了他贵生重生的思想，形成了杨朱学派；有的继承了他经世致用的理念，形成了黄老学派。其中黄老学派契合了治国安邦的时代潮流，受到了诸侯们的青睐，逐渐成为了当时道家思想的主流。就在《道德经》诞生前后，发生吴越争霸的事件，本来弱小的越国，在范蠡等人的帮助下，制定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十年生聚，最后取得了全胜。
在此基础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黄老帛书》出现，成为了黄老道家的经典著作。此后，黄老道家分别以齐楚为中心，形成了南北两个关系紧密相互影响的支系。而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稷下黄老道家。它与齐国的稷下学宫有密切的关系。
田氏代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也为了笼络人才、巩固政权，便创立了稷下学宫，并四处延揽人才，不久就出现了诸子驰说、百家争鸣的盛况。而在稷下学宫诸子百家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强、著作最丰、影响最大的当属稷下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黄老独盛，压倒百家”。其代表人物是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还有留存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富强的国家之一。
到了战国晚期，齐愍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稷下黄老学派的传人也逐渐散去。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大力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诞生在楚地的《鹖冠子》，也是黄老道家的重要作品。它和《吕氏春秋》一起，集中展示了战国末期黄老思想的风貌。
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但黄老思想在民间的余脉还在。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当时的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
有了这样雄厚的现实背景，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总结，首次提出了道家的概念。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司马迁受其父的影响，其著作《史记》处处流露出黄老道家的思想，而且因为道家治世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司马迁还探讨了经济运行规律和企业家精神，成了以后中国古代学术绝无仅有的现象。
不过，当时黄老思想成为主流，是建立在天子、诸侯和军功阶层三权分立、皇权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基础上的。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势力大大削弱、军功阶层也是一代不如一代，权力膨胀起来的皇帝，再也无法容忍黄老道家“清静自然”的约束，于是，主张尊君隆礼的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
西汉初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罢黜诸子百家，只允许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来统一思想，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汉朝在太学设立五经取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选拔官吏，也以儒家学说为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这样的局面此后延续了将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里，黄老道家的大多数著作逐渐佚失，黄老道家曾经的辉煌逐渐被人遗忘，因为大量古代简牍的出土，才使人们逐渐了解了战国秦汉时期黄老道家的盛况。
儒学占据正统思想地位，必然黯淡了其他学派的光芒，久而久之，原本一些很有特色的思维方式不仅不得光大，甚而渐渐失传，大大压缩了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空间。“独尊儒术”，使得中国人中的大部分智者、豪杰都将精力投注于弘扬儒学，结果中国文化呈现出精光凝聚的现象，最终，儒学是越来越精致，但其衍生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也越来越多，这种文化因成熟过度而走向了糜烂，走向了极度保守，所以，闻一多先生说：简直就是一潭死水。
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每当君权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部分限制时，黄老道家就会复活，并带来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因为统治者的无为而治仅限于经济和文化），像唐玄宗、宋真宗、朱元璋、康熙这样的明君，都曾注解过《道德经》，“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熙盛世”，以及两宋时期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今天改革开放的成就，都与黄老思想有密切关系，因此民间有“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的说法。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愤世嫉俗、傲岸不群;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一往无前。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
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熊在其著作《小窗春呓》就专门有一篇《一生三变》的文章，其中说道：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奔丧回籍，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十年七迁，傲视群曹，很快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长为“副部级”，这在道光年间是极为罕见的。
咸丰二年，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盗抢成风。咸丰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丁忧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曾国藩一到长沙，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采用非常时期非常手段的“维稳”恐怖政策，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著名外号。其恐怖手段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此举并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重重怨怼。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
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但只有曾一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为国分忧解难。想不到又触犯了潜规则，不但得不到同僚、老乡的支持，还差点被兵痞打死，却没有人为他说句公道话。幸得他后来打了清军第一个胜太平军的仗，才得到皇上嘉奖。到了皇上命令支援江西打战，他老毛病又犯了，不但和江西的官员闹不团结，连皇帝都不信任他。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正当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父亲的讣告，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未等恩准，便把军队丢在江西径直回湖南老家。接到皇帝催他立刻回到军中的回复，他给皇帝上折，一股脑儿地倾诉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期望皇帝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没想到适值太平天国内讧，势力大衰，皇帝觉得有没有曾国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曾的兵权。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了。
原本自以为是的曾国藩这回挺不住了，举动异常，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两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
曾国藩反思，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合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藏污纳垢，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的思维方式在这里发生了重大转变。
人算不如天算。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想在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大喜过望的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望从此用程朱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如此，……”这是曾国藩二次出山前陈敷写信给他的其中一句话。研究黄老之学之后大彻大悟的曾国藩变了，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他不再痛恨“滥举”(邀功时拼命保举下属，拉拢人脉)，而是“同流合污”了;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了……
在后来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时，他说：“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如果一个人，“自负本领甚大”“又每见人家不是”，他的为人处事是什么样的？霸道的、强势的、尖刻的、排斥的、自我中心的、盛气凌人的。
如果一个人，“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他的为人处事是什么样的？柔软的、谦和的、低调的、合作的、温暖的、包容的。
使得曾国藩变得“迥不相同”的，就是欧阳兆熊所说的“咸丰八年再出而以黄老处世”。黄老也就是道家。
道家与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如果是法家对儒家来说是一种颠覆，那么道家对法家来说就是一种纠正，把法家那些偏激的地方给拉了回来。
道家与法家的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刚”，道家强调的是“柔”。用老子的话说，是“柔弱胜刚强”，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是“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是“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道家与法家的另一个不同，是法家强调的是“争”，道家强调的是“让”，是以舍为得，以退为进。是不争之争，才是大争。用老子的话来说，是“为而不争”，是“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是“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知其雄，守其雌”。
法家之弊是霸道逞强，是刚愎自用，是自以为是。道家的“柔弱”“不争”，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从过分的自我中心之中走出来。
人天然地都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会把自己看得高，把别人看得低；把自己看得重，把别人看得轻。这是人性的本质。领导者是组织的核心，然而领导行为的本质是处理“人”与“我”的关系。
过于自我的人是无法使别人心甘情愿地追随与合作的。领导行为的失败，往往是由于过于自我导致的。领导力的突破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勘破自我的过程，就是一个打通“人”“我”、融汇“人”“我”的过程，就是走出小我、成就大我的过程。
当一个走出自我的藩篱，心态、认知和待人处事的风格都会发生根本的转变。它会使得人能更清楚地看清自己、也更清醒地理解别人，学会倾听，学会欣赏，学会包容，从而让更多、更优秀的人都愿意为自己所用，领导力也因此会达到真正成熟的境界。
道家所展现的是一种包容，是一种豁达，是一种从容，是一种恬淡，是一种灵活，是一种弹性，是一种圆融，是一种更高的领导智慧。
如果说法家使得曾国藩从书生变成了管理者，那么道家就使得曾国藩从管理者成长为了真正的领导者。如果说儒家给曾国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给曾国藩以现实的眼光，那么道家就是给曾国藩以成熟的心态。
对于管理者来说，光有做事的激情是不行的，还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光有价值的执着是不行的，还要有与现实妥协的智慧。
一个伟大的管理者，既要有对理想的坚守，又要有清醒的现实取向。要在理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