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万事万物不能长久的存在而不衰退，所以盛极之后，必然会转衰。老子《道德经》中有一句话：“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他认为一个人成就了功业，建立了名望，就应该收敛身退，这才是天地之道。
人生在世，谁都希望能够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在这种理念的倡导下，无数的儒家学子投入了“兼济天下”的洪流当中，这原本是好的，不过，在济世的过程中，大多数人都渐渐被名利所牵绊，即使是功成名就之后，依然对这些恋恋不舍，不能抽身而退。
范蠡与文种都是越国名臣，在越国打败吴国后，范蠡深知大名之下难久居，所以明智地选择了功成身退，“自与其私徒属乘舟浮海以行，终不反”。
他还遣人致书文种，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文种未能听从，不久果真被勾践赐剑自杀。
从古至今，这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实，功成身退不失为明哲保身的好办法，主动退下来，反而能够颐养天年，得以善终。越是功劳大的人，越是要及早抽身，因为那些上位者所忌惮的就是那些功劳最大的人。
商鞅仕秦孝公时，以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的功绩，奠定了自己的地位，然而，就因为他过于注重权柄，不知功成身退的道理，为最后身死埋下了祸根。
当初，商鞅变法时注重“乱世用重典”,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治改革措施，这虽帮助秦国从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迅速地强大了起来，但也因此触动了许多权贵的利益，在朝野上下树起了数不清的政敌。但是因为有孝公支持，所以他的敌人们对他也无可奈何。
然而，有句古话叫做“功高盖主”,权势越来越大的他也渐渐使得秦孝公感到威胁。孝公生前还曾故意传位于他，以试其心，虽然他没有领受，但也可见当时他已见疑于君上了。这时他本应主动功成身退，隐遁避险。
另有赵良引用“以德者荣，求力者威”之典故力劝商鞅隐退，可商鞅并不以为然、固执己见。
最终，孝公将他的权力渐渐架空。秦孝公一去世，反对派们在惠王即位后，纷纷策谋陷害他。最终，商鞅被秦惠王以谋反罪名被处以五马分尸的极刑。
功成身退是自然之道，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只知道一味地前进，等地收敛退守，那结果只能是盛极而衰。正如《易经》所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满盈的东西是不可能长久的。
秦国的另一位宰相李斯，也是如此。李斯为秦相，功劳卓著，但秦二世年七月，却因遭奸人诬陷，论腰斩咸阳市，临行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在此时李斯的眼中，什么功名利禄都比不上“陪着儿子牵着黄狗到上蔡东门外去打猎”了，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
一般人在最初的时候都是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做事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开始觉得自己的付出不能白费，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立的功劳越大，这种想法就越强烈，于是在功成名就之后，就贪恋红尘，不肯轻易离去。
而这种求权求利的心态正是皇帝所忌讳的，杀身之祸也就因此而引上身。只有那些能够看得开的人，能够把理想作为人生目标的人，才能躲过这样的灾难，他们的退隐等于是给皇帝吃了一颗定心丸，一般情况下，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在古代功成身退是明哲保身的办法。到了现代虽然是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是借鉴功成身退的做法，对于我们的人生也是有帮助的。
比如，在单位里，尽量做到不争功，方能显示出自己的博大胸怀，才能赢得更多人的赞赏，这算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同时，在我们的事业有成的时候，也要学会见好就收，不能贪心不足，该收手的时候就要收手，否则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很可能会让我们多年的努力一夜之间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