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5/5/11 18:01:00
《道德经》又称《老子》《五千文》，是道教经典之一。敦煌写卷中有较多《道德经》注本和写本。据王卡先生著《敦煌道教文献研究》，敦煌写卷中的《道德经》及其注本有：《老子道德经五千文》《老子道德经（白文本）》《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老子道德经想尔注》《老子道德经节解》《老子道德经论注》《老子道德经顾欢注（拟）》《玄言新记明老部》《老子道德经开题序诀义疏》《老子道德经李荣注》《老子道德经义疏（佚名）》《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唐玄宗老子道德经疏》，以上共计13种。除《老子道德经想尔注》可能为北朝写本，大多应为唐代写本。敦煌写卷中有较多的唐代《道德经》写本，其原因除了《道德经》是道家道教尊奉的重要经典，还有唐代特有的时代背景。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以老子所作《道德经》为重要经典。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远祖，始于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唐高祖尊奉老子为“帝祖”，武德三年又称“远祖”。此后李唐皇室继续尊奉老子为远祖，贞观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唐太宗李世民诏曰：“况朕之本系出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真化。”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唐高宗李治幸亳州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唐高宗还命王公百僚，每岁贡举加试《老子》。经历武周统治时期之后，唐中宗李显于神龙元年（）“二月甲寅，复国号，依旧为唐”，“老君依旧为玄元皇帝”，令贡举人“依旧习《老子》”。唐玄宗李隆基甚至把《道德经》置于儒家六经之上，“我烈祖玄元皇帝，乃发明妙本，汲引生灵，遂述玄经五千言，用救时弊，意高象系，理贯希夷，非百代之能俦，岂六经之所拟”。唐玄宗《亲试四子举人敕》，即以四子经典（《老子》《庄子》《文子》《列子》）选拔举人，认为《道德经》“可以理国，可以保身，朕欲敦崇其教以左右人也”。又设崇玄学，置崇玄博士，向学生讲授《道德经》。这些举措，使许多朝廷选拔任用的人才都精通《道德经》。唐代前期，从京师长安到敦煌，官方和道教都从事《道德经》的抄写和传播活动，所以敦煌写卷中有不少《道德经》的注本、写本。在这些写本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唐开元二十三年（）礼部监制《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凉州都督府制《老子道德经五千文》，唐景龙三年（）敦煌县道士经戒传授所用《老子道德经五千文》等。这些敦煌本《道德经》不仅是研究敦煌写卷的珍贵资料，而且对于唐代经籍写本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关于写经人物的研究，如敦煌写卷P.《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是唐开元二十三年国子监、礼部缮写校对，最后由礼部尚书李林甫监制的写本。这是在唐玄宗颁布御注《道德经》背景下的一次写经活动。开元十年唐玄宗开始注解《道德经》，至二十一年完成并向天下诸州颁布。当时不仅以写经颁布，而且以石经颁布。敦煌写本与易州、邢州刻本《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是保存下来的珍贵实物资料。就写经而言，开元二十三年礼部监制了御注本的缮写和校对。不久之后，开元二十九年（）集贤院成立，宰相张说任院士。集贤院是专门进行御本经籍制作的机构，《唐六典》卷九记载，“集贤院所书，皆御本也”。李林甫于天宝五年（）任职集贤院院士期间，再次监制《唐玄宗道德经注》的缮写和校对。再如，敦煌写卷《老子道德经五千文》Дx与Дx两件残纸缀合，背面纸缝钤有“凉州都督府之印”，说明此件是唐代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府颁布的写本。凉州都督府是唐武德至开元年间的军政机构，也是沙州的上级官署，在唐朝诸道中属于陇右道。唐朝有向天下诸道诸州颁布《道德经》文本的举措。据《册府元龟》卷五四记载，唐玄宗于天宝十四年（）诏令向天下诸道诸州颁布御制《道德经注》《道德经疏》，诸道诸州经过传写，收藏于当地道教宫观之中。凉州都督府颁布的《老子道德经五千文》，当是李唐皇室向天下诸道诸州颁布的《道德经》之遗存。又如，敦煌写卷P.《老子五千文》是敦煌道士经戒传授所用的一个写本，记载了唐中宗景龙三年（），三洞法师阎履明与敦煌县冲虚观女官清信弟子唐真戒的经戒传授，有《序诀》《老子五千文》《十戒经》以及《盟文》。唐代道教还为朝廷刊定、书写《道德经》，作出这一重要贡献的是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开元九年（）司马承祯奉唐玄宗诏令刊定《道德经》文本为字，于长安景龙观三体书写《道德经》，再刻于石柱。敦煌本《道德经》也有一些抄写规格不标准，字品质量较差的写本，如S.《老子道德经（白文本）》、P.《老子道德经（白文本）》。这些写本很可能是民间传写本或学生习字本。唐代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是《道德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时代。开元二十一年()，唐玄宗诏令士庶家藏《老子》，每年贡举加老子策。开元二十九年（）正月，唐玄宗诏令天下诸州置教学机构崇玄学，学生习读《道德经》，并且要求平民百姓家习此书。所以彼时敦煌应当也有缮写习读《道德经》的社会活动。一般来说，敦煌写经的标准规格是行款17字的黄纸写卷。敦煌本《道德经》，大多也是以此为标准规格。敦煌写卷P.《唐玄宗老子道德经注》的珍贵之处是保存了御制《道德经注》的写经规格，其写经规格不同于一般敦煌写经。大致来说，经文13字行款，注文17字行款，经注连书13—17字不等。至于用纸，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开元年间，朝廷用纸多是益州麻纸。敦煌写本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御制《道德经注》的主要纸张来源和制作规格。从中国古籍写本的历史发展来看，唐代处于写卷本书籍的鼎盛时期，这样更加明确了御制《道德经注》的历史价值和文本价值。其他《道德经》写本的特点，如经文赤书注文墨字、经文与注文分行书写、记录经文字数等写经规格也值得进一步研究。敦煌本《道德经》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其是敦煌藏经洞所出经书，而且在于其是研究唐代经籍丛书的重要资料。也就是说，应当把敦煌本《道德经》研究置于唐代历史与文献，以至于中国历史与文献的学术体系之中。敦煌学以敦煌文献和文物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能局限于敦煌地区的历史、文献和文物。敦煌学要以中国历史文化为根脉，以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为视野。敦煌学作为一门国际显学，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