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聪明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抛弃巧诈和货利，盗贼也就没有了。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作为治理社会病态的法则是不够的，所以要使人们的思想认识有所归属，保持纯洁朴实的本性，减少私欲杂念，抛弃圣智礼法的浮文，才能免于忧患。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圣智之本，而见其末，以为以巧胜物者也，于是驰骋于其末流，而民始不胜其害矣。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仁义所以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于是子有违父，而父有虐子，此则仁义之迹为之也。故绝仁弃义，则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济物也，二者非以为盗，盗贼不得则不行。故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些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世之贵此三者，以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以或属之圣智，或属之仁义，或属之巧利，盖将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复其性，虽有三者，无所用之矣。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则圣智之大，仁义之至，巧利之极也。然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或者以为不同。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达也。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故后世执老子之言以乱天下者有之，而学孔子者无大过。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二圣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然而，那个时代的世局也就特别地动荡不安。假使我们身历其境，蒙受其害，便晓得那种痛苦，不堪消受。古人有句话“宁作太平犬，莫作乱世人”。那乱世的人命，的确不如太平盛世的鸡犬，人命危如垒卵，随时都有被毁灭的可能。老子对那个时代，深深感到痛苦和不满，因此便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人们如果不卖弄聪明才智，本来还会有和平安静的生活，却被一些标榜圣人、标榜智慧的才智之士搅乱了。
战国时期，真正能摆布那个时代二三十年之久的，只有苏秦、张仪两人，不管他们摆布得对或不对。所以后来司马迁、刘向等人，都非常佩服苏秦，这么一个书生，年纪轻轻出来，竟使国际间二十几年不发生战争。我们现在听来，二十几年的和平，好像算不了什么，但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几十个国家随时随地都在作战。每一次战争都要死亡一大批的人。老太太、老太爷们，辛辛苦苦将自己心爱的儿孙慢慢养大，然后一上战场，几分种的时间便结束了生命。难怪司马迁认为苏秦只是个文弱书生，却纵横六国之间，消洱战争达二十多年之久，这本事够大的了，很令人佩服，因此特别在《史记》上记上一笔。
老子当时的社会情况，虽不比苏秦、张仪那个时候的混乱、糟糕，但已迈向大变不祥的道路上去，他痛心之余，就有“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的主张。仁义的道理也是一样，那时不只是孔子提倡，但孔子综合了仁义的精华，传给后代。在春秋、战国时候，各国之间，相互争战，彼此攻城掠地，都以仁义的美名作口号。你们要讲仁义道德，那很好，我也跟着讲。但是你们一切都得照我吩咐，要跪便跪，要杀便杀，反正我也可向外宣布这是为了仁义道德，不得不尔。仁义道德的用法，一至于此，那已是天下大乱，不可救药了。所以老子非常讨厌，又主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社会上不需以仁义作宣传口号，越是特别强调仁义，越是尔虞我诈，毛病百出。
《道德经古本合订》李辉
《苏辙》老子解
《老子他说》南怀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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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叶子，《论语》爱好者，朗读爱好者，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