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学是以研究词义为主的学科，释词和解句为其主要内容，是注疏与诠释经学典籍的重要方法。春秋战国时是训诂法的开端，清朝则是训诂学发展的最盛时期。凡有成就的经学大家无不精通训诂学，现在更成为区分专业学者和业余学者的标志。训诂法为诠释经典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训诂法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论证链条不严谨，她所形成的随方就圆的思维方式，一直影响着学术界的学风，二千多年来训诂学愈发兴盛，却严重阻碍了学术界和思想界探索求真科学精神的出现，学界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文
杨吉德
以《周易》为例，现易学论著必要引证前辈学者的观点，而前辈学者多引证历代易学大家的论述，按照“疏不破注”的原则，历代大家又多以王弼注为正论，王弼以《易传》理论为基本原则，《易传》方为学术源头。这就是训诂学中易学发展的路线图。
问题就来了，《易传》是儒家作品，记录了孔子对《周易》的见解和儒家弟子的综合论述，但孔子真的懂《周易》吗？其实他是不完全懂的。在《易传》中，凡“子曰”皆为弟子转述孔子之言，详看所有的孔子之言，都是对爻辞的解读，并没有对卦名和卦辞的解读。《彖辞》是解释卦象和卦辞的，多华而不实，亦不为孔子亲解。卦辞才是每卦的思想核心，不懂卦名卦辞就谈不上懂《周易》。按孔子一贯坚持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做学问的原则，不懂者不讲，孔子解释不通卦名，故不讲这部分。据此推论，孔子并没真正看懂《周易》。他自己也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易传系辞》）至于《易传》中的其它部分，必不为孔子亲传，大部分解读为错解。
魏晋的王弼以《易传》为本，扫象数，推义理，当为易学正道，但他倡导“得意忘象”的同时，却也掩没了卦爻辞的真谛。扫除易学乱象，不等于周易没有象，因为没有了象，卦爻辞也就失去了写作依据。王弼显然没有研究透卦象，其既不依据卦象，也不详解字词，没有依据的解读卦爻辞，自然没有学术价值，故王弼注实不足为训诂之据。程朱易解继承了王弼路线，没有什么新意可言。
解读卦爻辞最认真的当属来知德，做到了字字必解，但他始终没弄清《周易》的卦象规则，而是自己发明了几十套象数模具，随意套用，把卦爻辞解得真假难辨。试想，文王写卦爻辞时，难道会依据把自己都能转晕的象数模具表达思想吗？解读和写作合为一体方能接近原创思维。
清代易学以训诂详尽而见长，更注重传承家数，做了大量工作，无非是在错解的道路上继续延伸而已。
敢于较真的学者当属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周易》的创作时代提出了质疑，直接否定了文王的作者身份，其学说轰动易学界，影响至今。但顾颉刚的最大缺点是没有看懂《周易》而乱批，他断定康侯是周初人物，却没有下功夫去论证商朝数百个诸侯中，有没有称为康侯的。他认为文王称王于后，其实卦爻辞中的“王”皆指商王，与文王无关。他认为箕子是文王后的事件，却不研究一下箕子出现的卦象背景是什么。顾说没有任何训诂价值。
易学史上对《周易》卦爻辞多有错解，加之推崇《易传》思想，导致愈发去实务虚，偏离了《周易》本义；尊崇学派源流，阻碍了求真、科学思想的产生。这样使训诂学从起点上就站到了危地之中，把错误的观点训诂成自己的理论依据，你不论怎么训诂，都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延伸。依据训诂来自圆其说，把工具变成了理论依据，带来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传统易学的错解到底体现在哪里？以卦辞为例，文王处在造字时期，文字必然是按“六书”创造和书写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史实，如果不符合“六书”原则，对字的定义肯定就是错误的，兹举《序卦传》中的几个字例：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屯者物之始生也。”“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坎者陷也。”“离者丽也。”“睽者乖也。”“姤者遇也。”“艮者止也。”
这里面对“乾”、“坤”、“屯”、“蒙”、“履”、“谦”、“豫”、“坎”、“离”、“睽”、“姤”、“艮”等卦名之字所作的定义，都不符合“六书”造字法的基本原则，属于错解无疑。脱离开“六书法”的定义，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时代性、造字法、卦象规则和文王思想，是书写、理解卦名的四个基本原则，《序卦传》的解释没有遵循这些原则，自然是错误的，后世学者无视这些原则，依照《序卦传》，再以训诂法不断叠加其它说法，使卦爻辞愈解愈乱，最后只能以否定文王来满足自己的错误理论，甚至否定文王作《周易》成了当前的学术主流，得到广大学者的呼应，这样的训诂法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对《道德经》的注释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二千年来，以王弼本为代表的世传本是学习《道德经》的范本，并且形成了王弼特色的老子思想。汉帛甲、乙本出土后，更古老的版本刷新了我们的认知，相较之下，帛甲本是最合理的文字。一九九三年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出土，使我们看到了原本文字的真面目，竹简本和王弼本大部分关键字不相同。学界理应珍视简本之字，重新审视原来的思路，修正对老子思想的认识。然而并非如此，许多人运用训诂大法，最终还是把简本字义阐释为王弼本的字义，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岂不悲哉！
举例言之：《道德经》十九章简本“视索保僕”，帛书乙本和王弼本写为“见素抱朴”，简本之“视”即为“见”，但按照字形解，必须释为看见，而不可解为显现，因为看见的“见”与显现的“见”在简本中写法是不同的，但注释者依然多解为显现，这就属于错解。将“索”训为“素”，“保”训为“抱”，“僕”训为“朴”亦为错解，这样通过训诂，把老子的原本思想改变成了王弼思想。
还如“三言以为史不足”之句，“史”有记载、描述之意，有“文”的含义，帛书甲本将“史”抄写为“文”，可以看作是对“史”的释义。但多数学者以“史”通“文”，再以“文”释义，“文”变成了文饰之义，这样就把“史”解释为文饰，通过训诂法将两个没有关联的字捏合在了一起。
在第十五章的注释中，竹简本的“夜呼”，帛本写为“與呵”，通行本为“豫兮”。有的学者据此训为：“‘與’、‘豫’通用文献习见，‘夜’能与‘舆’通，自然也与‘豫’通。”训诂路线是夜-通舆，舆-通與，與-通豫，所以夜通豫。这无疑是打着训诂的旗号玩弄文字游戏，以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
朱熹就是训诂高手，“在朱文公原以‘格’可训为‘来’，‘来’可训为‘至’，‘至’可训为‘极’，‘极’可训为‘穷’，就把‘格物’训为‘穷物’。”（《章太炎讲国学》华文出版社）。把个“格”转了四圈，变成了与“穷”同义，可见训诂的弊端非一时而形成的。
也许有人会说，不用训诂法，竹简本是解不通的。用原文解释不通，用训诂后的文字才能解释明白，问题出现在哪里，不值得深思吗？
《周易》由于未受焚书坑儒事件的影响，基本保留了卦爻辞原字，不符合六书造字法的释义，不管多么久远，都是错误的。《道德经》则有战国简、汉帛、通行本三种版本，基本原则是：用简本原字表达的是文章原义，帛本和王本修改后的字义基本错解了文章本义。习惯用训诂将这些字颠之倒之的，应该清晰一个问题，它们究竟谁假谁？如果说简本通假于帛本，是不是老子的文字水平不如汉初？如果后世用假字取代原字，也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不按原字抄写，而非要用假字抄写呢？这里面的缘由值得探究。其实在孔子时代、老子（太史儋）时代、战国后期至汉初、王弼时代，她们所处的历史形态和形成的思想体系是各不相同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后世是错改，可以发现这些不同文本体现出来的思想体系差别在哪里；如果训诂为通假，就掩盖了这些思想性的差别，用王弼的虚无思想取代了老子完整深刻的思想体系，从而完全掩盖了战国时期成熟的建设性的思想体系。也许老子故意将写作体系隐而不说，造成了后世难以理解，这更应该促使我们解开这个谜底。
商末周初和战国时代，社会体制剧变，群雄逐鹿，战争风起云涌，连横合纵，强者为王，弱者覆灭，强国建国学派理论层出不穷，其中，《周易》和《道德经》就是这两个时代集大成的代表作，她们体现出的深度思想和智慧，在今天相似的充满变革、重建秩序的国际局势下，仍具有极强的指导性。我们应当拨开历史迷雾，还这两部伟大著作的真实面貌。这就要求学者少些训诂，多些求索，让科学精神成为新的国学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