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讨论《道德经·第二章》中改“弗”为“不”等有意改动行为，对《道德经》全文注释产生的巨大影响。
通行诸本，如王弼本《老子注》将此“道德经·第二章·下半段”记作：“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均记作：“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持也，功成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很明显，后世诸本在王弼本《老子注》的影响下均对《道德经》的原文都进行过改动。但为什么要如此改动？梨花认为是自作聪明，圣贤经典本已具足，但后人故作聪明，画蛇添足。为全己说，强解甚至乱改原著。比如在本章中添加了原本并不存在的“生而不有”，迎合自己的解经观点。
但此章中最为糟糕的改动行为，当属将“弗”字强解为“不”字，如此解法看似无错，实则大错特错。甚至要比第一章中改“恒”为“常”的做法，更加令人痛心疾首。天才少年王弼便是在“万物作焉而不辞”的误导下，将此段理解为“为始者，务欲立功生事；而有道者，务还反无为”。认为文中原本并不存在的“不辞”，指不修饰，不干涉。因此王弼认为“万物作焉而不辞”指，对万物的兴起与发展不施以人为的修饰与干涉。
如果王弼本《老子注》多经不起后人的推敲，王弼如此注释并无不妥，至多算是注释《道德经》众多版本中的一员。坏就坏在王弼天才绝伦，对《道德经》的许多注释都入情入理，精彩绝伦，并且相得益彰形成了前后呼应的经解体系。于是乎，万美之中不容瑕疵，偏见的世人多认为王弼之说皆对，无错。但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中，此段记作“万物作而弗始也”。
无独有偶，年荆州郭店村出土的《楚简老子甲本》中，此段也同样记作“万物作而弗始也”。
据考证，《帛书老子·甲本》成书于战国末年的某一时期，而《帛书老子·乙本》则成书于刘邦称帝（公元前年），至汉文帝刘恒登基（公元前年）的短短二十二年间。如此推定的依据是，乙本中只避讳了刘邦的名讳，改“邦”为“国”，却为避讳汉文帝刘恒的名讳，未改“恒”为“常”。而《帛书老子·甲本》中“邦”字与“恒”字均未改动。说明，《帛书老子·甲本》为西汉王朝建立前的战国古本，而《帛书老子·乙本》则是长沙王丞相利苍出于避讳的考虑，重抄于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间的产物。
并且，《帛书老子·乙本》的用字，明显要比《帛书老子·甲本》规范。
而年出土的《楚简老子·甲乙丙》三本，成书年代应当还略早于《帛书老子·甲本》，但因《楚简老子》残缺不全，仅余一千余字，故选择《帛书老子·甲乙本》作为注释版本。
长话短说，梨花认为“万物作而弗始也”应解为对万物的初始，既起因施以矫枉。故《道德经·第三章》围绕此论点展开，提出了“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的矫枉主张。
老子认为，因为尚贤，世人才争名；因为贵货，世人才偷盗；因为多见多闻，世人才多欲多贪。因此老子提出矫枉问题的起因，提出“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不敢。弗为而已，则无不治矣”的治世主张。既，解决百姓的安饱，坚韧百姓的意志，强健百姓的体魄。以均衡作为宗旨调和百姓的认知与欲望，使自作聪明的巧智不敢出现；总而言之一切以矫枉作为宗旨，则没有什么是不能治理好的。
如此注释的根据是“弗”字的春秋古意为“矫枉”，而“弗居”是一种不偏不倚的行为理念，如《道德经·第十三章》所言：“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也，得之所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老子说，宠辱若惊的可贵之处在于，将受人宠爱与受人侮辱的处境，均当做自身的隐患对待。为了更加说明此理，老子还举例说明，受人宠爱时需放低姿态，并需警惕对待得、失。
庄子在“大宗师”中同样指出：“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古时的真人错过了时机后会矫枉悔恨的心态；把握住时机后，同样会矫枉洋洋自得的心态。
何谓“大宗师”？
“大”指博大，寓意万有万物。
“宗”指宗旨，“师”指老师。
“大宗师”既万物的宗旨与老师。
庄子以天地为宗，以上古真人为师，写下“大宗师”。开篇强调：“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
庄子认为，知晓天地的作为，知晓真人的作为，才是认知的极限。而天地的作为，空间与时间如何运转的问题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进行过阐述，并得出统一与对立并存的条件是均衡的结论。因此《庄子·外篇·天地》再次阐明此理：“天地虽大，其化均；万物虽多，其治一也。”
庄子说，空间与时间虽然广袤，但天地的换化均衡、对等；世间万物的种类虽然繁多，但万物的治理方式也全都相同。抛开有待证实的微观粒子层面问题，既微观粒子的运转方式是否同样遵循平衡规则。单说社会问题，围绕均衡运转的社会规则同样比比皆是。比如贸易逆差问题，如果贸易双方不遵循有来有往的互利原则，那么贸易的过程注定永无宁日。
还比如互帮互助的家庭关系，如果一方的付出总是远远多过另外一方，那么这个家庭的运转注定无法和谐，平稳运行。
还有每个人都非常关心的付出与收获是否等价的问题，如果某些人不用付出或付出极少便能获得巨大收获，那么维持社会平稳运转的基本规则，付出与收获的等价原则，必然面临极大挑战。
因此，古者提倡的“弗居”，是一种以平衡作为宗旨的处世行为。古者放弃名利的原因是为了避免自身处于不均衡，不自然的危机当中。如刘邦出陈仓，与项羽争夺天下，将汉中托付给萧何。但生性多疑的刘邦并不放心萧何，于是派人暗中监视萧何。察觉到异样的萧何为了避免杀身之祸，也是为了洗清自立的嫌疑，不得不收受贿赂，表现出只贪图钱财无心天下的庸俗姿态。刘邦得知后，果然安下心来与项羽争夺起天下。
同样的办法王翦与兰陵王也都使用过。
王翦率领六十万秦军灭楚，还未进入楚国境内便数次停军不前，向秦始皇讨要赏赐。手下将领为此大骂王翦贪财，王翦却说秦国的一多半军队都在我的手中，如果我不如此做，或许这场仗没打完我就会身首异处。我王翦死不足惜，怕的是未尽王命，不能结束战国乱世。
王翦，萧何为了完成自己为人臣子的责任义务，更为了还天下以太平，不惜贪财自污，想尽一切办法让君主安心完成事业，同时避免了烂杀臣子的恶名。这才是先秦文化中“虚心意白，进善通道，勉主以礼仪，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功成事立，善归于君，不敢独伐其劳”的治世良臣，真正通晓道学，进善通道的道学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