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循道，人循德，《道德经》就是关于天、地、人生生不息的规律与规则。
《道德经》成书于春秋中晚期，比孔子编《春秋》还早。如果说《春秋》是微言大义，内涵深远，《道德经》也是比如。
老子画像例如，《道德经》第二章第一、二句：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後相随。”
意思是，如果天下人都认为，美好，就意味着只能有高大上，不能有矮丑穷；认为仁德就意味着，只能有和善与奖励，不能有批评与惩罚，这种思想才是真正的危害。
因此，有和无，能互相转化；难和易，互为基础、互相成就；长和短，只是形的相对不同；高和低，是态势的区别；音和声常融合为一体；前和后相伴相随。
任何事物都是一体两面，每个面都有独特的价值，它们互为参照，互相参考，互为补充，互相联系，缺一不成。
这是相对论，凡事不可太绝对，太纯粹，就像世界是个复杂多面体，每段时间，每寸空间，都是复杂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可偏废或偏爱其中任何一点。
懂得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孔子在世时，儒家思想不受欢迎，为什么后来又强势复兴了，也就明白了如何治国，齐家。
孔子周游列国图就治国而言，在王朝初建，天下安定后，生灵期待休养复苏，需要仁爱礼仪，所以周朝初建时可以用礼乐治国。
但是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各诸侯国越来越为所欲为。
到东周时，尤其春秋末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带众弟子周游列国，推行仁*思想，想要恢复周礼，以礼平乱。诸侯王都很敬重他，却不接受他的思想。
孔子去了那么多诸侯国，却没有去秦国，结果反而是秦国统一了六国。
据说，当时商鞅先向秦孝公讲治国之道，先讲的是老子的道家思想，秦孝公听得直犯困。
商鞅变法然后商鞅又讲周朝先祖的治国思想，强调以礼治国，秦孝公也不以为然。
而当商鞅讲到霸道思想，也就是法家思想，强调严刑峻法，谈富国强兵之策时，秦孝公听了大喜。
为什么秦王不接受仁*、礼乐治国呢？因为秦王看到了周王朝礼崩乐坏的乱状，明白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发展，民智开启，诸侯王纷纷强大，你争我夺，常年混战，而周王室却日益衰微，无所作为，无德无能，难以服众。
秦王广招天下人才，励精图治，就为了统一天下，结束战乱。面对一群虎狼般的诸侯王，他当然需要霹雳手段，所以只有法家思想符合当时的秦国。
等到秦统一六国后，应该以仁*为主，法家思想为辅，但是秦始皇继续用法家思想，继续严刑峻法，百姓无法休养生息，必然被逼起义。
董仲舒画像西汉初年，汉朝几代皇帝为了恢复国力，与民休养，尤其文帝景帝时期，连儒家思想都不用，只信奉*老学说，独宠道家思想，实行“轻徭薄赋”、“以德化民”、无为而治，终于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景。
但是，过度无为导致汉文帝时期出现了“诸侯之乱”，景帝时期出现了“七国之乱”，西汉朝廷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巩固皇权，安定四方。
就这样，强调加强中央集权的儒家思想应运而生，汉武帝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这时的儒家思想是融合了道家、阴阳家、法家等众家之长的与时俱进的、完备的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随时代的发展而调整、完善了，变成了以仁*为体，以法治为用，以其余各家为补充，所以儒家思想能自汉武帝以来，一直统治着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
由此看来，并不是仅有儒家的仁*就好，法家的严厉法律就不好，治国“兹事体大”，需要众多思想有机结合，主次分明地一起发挥作用。
儒学家图和治国一样，齐家也是，养育儿女，管理家族，不能为了善而善，一味宠溺顺从。必须如同国有国法一样，家有也得家规。核心是仁爱，形式上有规矩。
如，范仲淹（文正公）家训百字铭：
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
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
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
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
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
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
字纸莫乱废，须报五谷恩；
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
处世行八德，修身奉祖神；
儿孙坚心守，成家种善根。
范仲淹家族代代为官，可谓有钱有势，如果没有严格的家训管理，就逃不过“富不过三代”的厄运。因为“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范氏家训总之，无论是治理国家，还是管理家族，教育儿孙，道理都如此，以人为本，仁爱为核心，以法规和礼仪为保障，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这就是老子的教诲：如果天下人都认为只有表面美好的东西是美，表面不好的东西就不是美，这是有害的思想。
有时初看是仁善的行为，结果不一定好；而初看令人感觉不那么仁爱的行为，结果却是好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恶果。